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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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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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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股票者,宪法之母也”  

2016-07-05 08:29:00|  分类: 文化,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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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百里:“股票者,宪法之母也”

 

                雷 颐

 

蒋百里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1912年底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7年任总统府顾问。他发表不少军事论文与作品,风行一时,获得军事学家的美誉。1918年,他以军咨询随员的身份随梁启超赴欧洲进行为时一年三个月考查。回国后,协助梁启超编辑《改造》杂志。正是在此期间,他在《改造》杂志接二连三密集发表一篇又一篇长长短短的文章,涉及方方面面。在《改造》杂志第三卷第十号至第四卷第五号各期,即1921615日至1922115日期间,他还在“一得录”栏下,发表了许多三五百字、甚至只有二三百字的短评。他说,这些是“近来有许多怪想,随便写来作备忘录”。

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怪想”中,有一篇不到三百字,名为“宪法与股票”。((《蒋百里全集》第四卷,北京工业大学2015年版,第210页)

短评的开头只能开门见山,所以劈头一句就是:“股票者,宪法之母也。”股票与宪法、法治当然关系密切,但为何要将其提高到“宪法之母”的高度?原来,他认为宪法的产生是国民、社会各阶层为了自身利益、关心政治甚至参与政治的结果。中国国民长期不关心政治,得了政治冷漠症,世所公认。但他想找到根本原因:“大家说国民不管事,我就想国民为怎么(按:原文如此)不管事?假如我有五亩之宅,我乃树之以桑,……我生活在农业的自足经济社会中,我真不愿管国事,并且也不能管国事。”农业社会,自己自足,桑稼之事,天时重于人世,人们关注气象年景自然重于社会政治。

笔锋一转,蒋百里先生写道:“假如我的房产田宅变成了股票,我至少不能不看报,他的涨落原因,自然不能不研究,那么自然会一步一步的眼光,向着政治方面走,这个时候,要叫我不管我只好拼命。”“股票到底是好东西坏东西,姑且不问,总之,一个的生活同哪个生活,一天拉近一天,人民的政治兴味,就一天高一天。”

炒股不能不关心政治,确实如此。如果从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只股票,上海飞乐音响于198411月诞生,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19869宣告营业算起,中国股市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三十年来,产生大量股民。虽然都说中国股民投资还不成熟,“投机”远大于“投资”。但是,股民对国家大事的异常关心,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家方针、政策、路线的变化、调整,尤其是产业政策的变化与调整,都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关。

在股市中,越来越多的股民认识到“规则”的重要,强调要制定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规则。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客观上要求法治化。资本市场更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领域,财富高度集中、参与主体多元,因此要求信息披露高度透明,要求保证公平交易。股市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依靠法治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保证信息披露与交易的“公开、公正、公平”。有共识才有可能形成共同的规则,并严惩规则的破坏者。哈耶克认为,只有法治才能使人们能够准确预期行为后果,是被允许还是被惩罚。法律的产生就是规则的确立,哈耶克将秩序分为“人为”和“自发”两种,将规则也分为人为的和自发的两种,认为最初个人所遵循的规则也并不是刻意制定的产物,而是自生自发形成的结果;这种规则之所以渐渐为人们所遵循,乃是因为它们实际上给予了那些遵循它们的群体更好的结果,人们不仅学会适应这些规则,也逐渐学会了如何改进这些规则。也就是说,人们对规则的遵循开始往往不是完全自觉的,但因为遵循规则能有益而自愿遵循。当这些规则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表述时,规则就能得以传播,关于人们行为是否适当的解释有了正式的根据,违反规则的行为会受到惩罚并得以纠正。规则,要靠法治维护。没有法治则没有规则,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预期;没有法治和规则的约束,没有公开透明的法律规则,人们无法预期交易结果,无从判断交易安全,无从保障正常的交易结果,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公平高效的市场机制。所以说,股票市场对公开、公平、公正的目标要求与法治的价值理念具有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千千万万股民,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对此体会愈来愈深。

在长期的股票交易中,股民痛感那支“看得见的手”对股市横加干预的危害,行政干预激起了股民的强烈批评、反对,因为“政策市”的后果难以预测。越来越多的股民认识到官场的逻辑比市场的逻辑更不透明、更为扑朔迷离、变幻莫测。行政部门的朝令夕改引起股民的强烈愤怒,行政手段对股市的干预负面后果在这几十年的实践中暴露无遗。因此,越来越多的股民提出要限制公权力对股市的干预。

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规则的建立,对公权力的限制等等,最终要上升到宪法的层面,无怪蒋氏断言“股票者,宪法之母也”。他最后强调:“要知道人民可以不管国事,人民总不能不管自己的生活,故不当以政治为生活,而当从生活谈政治。”这“从生活谈政治”的论点,与哈耶克正当行为的规则的形成是自生自发、逐渐演化而成的论断确具内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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