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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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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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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2013-06-10 08:47: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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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认为:“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宋教仁认为:“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雷 颐 因对宪政研究最深、宣传最力,宋教仁素有民国“宪政之父”之称。但,他不是纯学者,而是参加推翻清王朝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者。既有深厚政治学造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变动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这种经历,这种身份,他对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后政体建构的看法、观点,确值得重视。            一,走向革命 1900年,18岁的湖南青年宋教仁开始接触政治,这个年份接触政治,对他后来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年,正是中国的“庚子之乱”,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面对乱局,两年前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发动了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甚得张器重。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因此几个月来,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在两湖的会党和一些青年学生中,发展不少成员,正在湖南桃源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几经变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举行起义,但张之洞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等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最终,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张之洞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时,不能不使人对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大表怀疑。一批青年,从体制内的改革者,成为决心推翻体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来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别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二,五族共和 到日本后,他集中研读了大量法政著作,宪政思想逐渐形成。满汉矛盾确是革命派宣传革命、鼓动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点还是满人长期享有特权,与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现代义务、权利平等观念不合。现代平等观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话语,或者说,此时的民族性话语以现代平等观为主轴,与历史上如元明之际汉族反元话语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宪政谈》和短短一则“谢投函者”,颇能说明问题。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从“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这三个方面论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宋教仁已把握了宪政的基本要领。以此为分析框架,他认为:在满清统治下,满人享有各种特权,汉人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有清一朝规定,汉族人要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权。现代宪政国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平等纳税,税收与宪政有着根本性关系,所以,他问道:“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一。汉族人数远多于满族,但官员则满人占多数,尤其是重要官职,几乎都是满人,这种不平等都不能破除,如果今后立宪选举议员,汉人将占绝对优势,清政府能容忍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二。如果立宪,国家一切财政都要纳入国会公开讨论辩论的预算、决算法,满清统治者向视天下为自己的家天下,会同意此点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三。总之,清统治者不可能放弃自己两百年的既得利益,所以作为革命者,他最后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现实中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恒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而先秦已有的将狄夷看作“禽兽”、“豺狼”的种族歧视论,依然影响深远。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却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多有“犭”傍或“豸”傍。人类学研究表明,宋元以来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已少有用虫兽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数民族仍用虫兽作偏旁,如猺、猫(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时加“犭”者更多,如猓猡、猓黑、猡緬等近百种。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这种歧视,从官员的奏稿用词中也反映出来。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条写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蔑少数民族的用词用字,如猺、犭 回 等,整理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作了必要改动”亦从一侧面说明此点。 1911年6月,宋教仁主办的革命派报刊《民立报》有篇文章习惯性地用“ ”一词,有位读者马上来函指出不妥。宋教仁闻过则改,立即刊出“谢投函者”,公开认错,并劝国人抛此尊己贱人的偏见、恶习:“昨有某君投函曰:‘贵报前日新闻中有关于回回之记事,‘回回’二字加以犬旁,作‘ ’,似为杜撰,殆袭昔日尊己贱人之故与欤?”“记者读此,深愧编辑访稿不检。夫习惯上素有以恶称加诸各种之习,此盖宗法社会时代之遗风犹有存者。今而后,吾人当力除此习,不独“回回”为然,“回回”以外各种人之称名,其文不雅驯当更易者,更不鲜,如广东“客老”或作“犵狫”,贵州

 

              雷 颐

 

宋教仁认为:“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雷 颐 因对宪政研究最深、宣传最力,宋教仁素有民国“宪政之父”之称。但,他不是纯学者,而是参加推翻清王朝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者。既有深厚政治学造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变动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这种经历,这种身份,他对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后政体建构的看法、观点,确值得重视。            一,走向革命 1900年,18岁的湖南青年宋教仁开始接触政治,这个年份接触政治,对他后来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年,正是中国的“庚子之乱”,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面对乱局,两年前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发动了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甚得张器重。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因此几个月来,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在两湖的会党和一些青年学生中,发展不少成员,正在湖南桃源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几经变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举行起义,但张之洞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等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最终,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张之洞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时,不能不使人对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大表怀疑。一批青年,从体制内的改革者,成为决心推翻体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来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别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二,五族共和 到日本后,他集中研读了大量法政著作,宪政思想逐渐形成。满汉矛盾确是革命派宣传革命、鼓动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点还是满人长期享有特权,与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现代义务、权利平等观念不合。现代平等观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话语,或者说,此时的民族性话语以现代平等观为主轴,与历史上如元明之际汉族反元话语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宪政谈》和短短一则“谢投函者”,颇能说明问题。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从“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这三个方面论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宋教仁已把握了宪政的基本要领。以此为分析框架,他认为:在满清统治下,满人享有各种特权,汉人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有清一朝规定,汉族人要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权。现代宪政国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平等纳税,税收与宪政有着根本性关系,所以,他问道:“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一。汉族人数远多于满族,但官员则满人占多数,尤其是重要官职,几乎都是满人,这种不平等都不能破除,如果今后立宪选举议员,汉人将占绝对优势,清政府能容忍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二。如果立宪,国家一切财政都要纳入国会公开讨论辩论的预算、决算法,满清统治者向视天下为自己的家天下,会同意此点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三。总之,清统治者不可能放弃自己两百年的既得利益,所以作为革命者,他最后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现实中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恒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而先秦已有的将狄夷看作“禽兽”、“豺狼”的种族歧视论,依然影响深远。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却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多有“犭”傍或“豸”傍。人类学研究表明,宋元以来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已少有用虫兽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数民族仍用虫兽作偏旁,如猺、猫(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时加“犭”者更多,如猓猡、猓黑、猡緬等近百种。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这种歧视,从官员的奏稿用词中也反映出来。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条写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蔑少数民族的用词用字,如猺、犭 回 等,整理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作了必要改动”亦从一侧面说明此点。 1911年6月,宋教仁主办的革命派报刊《民立报》有篇文章习惯性地用“ ”一词,有位读者马上来函指出不妥。宋教仁闻过则改,立即刊出“谢投函者”,公开认错,并劝国人抛此尊己贱人的偏见、恶习:“昨有某君投函曰:‘贵报前日新闻中有关于回回之记事,‘回回’二字加以犬旁,作‘ ’,似为杜撰,殆袭昔日尊己贱人之故与欤?”“记者读此,深愧编辑访稿不检。夫习惯上素有以恶称加诸各种之习,此盖宗法社会时代之遗风犹有存者。今而后,吾人当力除此习,不独“回回”为然,“回回”以外各种人之称名,其文不雅驯当更易者,更不鲜,如广东“客老”或作“犵狫”,贵州

因对宪政研究最深、宣传最力,宋教仁素有民国“宪政之父”之称。但,他不是纯学者,而是参加推翻清王朝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者。既有深厚政治学造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变动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这种经历,这种身份,他对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后政体建构的看法、观点,确值得重视。

 

           一,走向革命

 

1900年,18岁的湖南青年宋教仁开始接触政治,这个年份接触政治,对他后来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年,正是中国的“庚子之乱”,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面对乱局,两年前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发动了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甚得张器重。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因此几个月来,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在两湖的会党和一些青年学生中,发展不少成员,正在湖南桃源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几经变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举行起义,但张之洞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等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最终,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民业与官业两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综合考察,主要是国有官业、民有民业两种形式。“在崇尚自由主义尊视民权之国,则趋于民有民业;在崇尚干涉主义偏重官僚之国,则趋于国有官业”。两种形式,究竟熟优熟劣,长期争论不休。“大抵自行政、军备、财政等之关系言,一国铁路固以归诸国有官业为便,若自经济、社会等方面之关系言,则仍以民有民业为有益,诚以尊重人民企业之权,诱起一般投资之念与夫经济管理维持改良之法,国有官业皆不如民有民业之有效而得宜也。”德国、日本以国家为重,所以铁路为国有官业,英国、美国以国民为重,所以铁路民有民业。然而,宋教仁进一步指出,德国、日本的铁路都经过从民有民业到国有官业的阶段,但是,德、日在铁路国有化的过程中,都是经过议会的批准收购民办铁路,给予足够的补偿。相反,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未经合法程序、且未给民众足够补偿这,“藉口政策而蹂躏人民已得权利,其与杀越人于货者何异?今而后,国民之企业家皆将要栗栗危惧,不克自安,其尚望踊跃以经营各种产业耶?”对于当时有人提出“川人宜速转圆”、“不可使政府过坠其威信”的论点,宋教仁针锋相对地说:“政府欲求和平,则何不先自转圆?政府欲保威信不过坠,则何不先去其自损威信之举动?且政府与人民熟重?政府之威信与人民之元气熟重?牺牲人民以卫政府,天下庸有是理耶?” 最先起来保路的“两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为清政府对“两湖”实行的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这也说明“民营”并非刻意反对“官营”、反对政府收购,只是政府也应尊重契约、尊重市场规则、尊重“等价交换”。而清政府秉承中国“强政府”政治传统,毫无契约意识,认为自己权力无限、强大无比,手操对民企的生杀大权,更可对其予取予夺。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才可能做出以低价“收买”四川民营铁路股权的错误决定。它以为自己“低价收买”降低了成本,其实是付出了巨额代价,即以政府信用为代价,代价之高,难以想象,最终付出整个王朝作为代价。清政府此政策确为革命提供了难得的“题材”,作为革命者,宋教仁还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由公民抗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引爆的历史,鼓励川民坚持保路,并且不限于保路,由此引发革命,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湘、鄂、粤人及各省人亦同时并发,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将因此一扫而尽”。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最终垮台。          五,“革命党”与“革命政党”之别 辛亥军兴,民国成立,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有关研究已汗牛充栋,广为人知,在此不必多述。然而,他关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同异的论述虽只短短几句,却充满洞见,值得重视。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力,最后袁世凯成为总统,大权在握。但宋教仁的理想是责任内阁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产生,他一直为此努力。临时政府在南京时,同盟会在临时参议院中占绝对多数,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参议院改选,同盟会优势不再。宋教仁于是联合其他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组成国民党,成为一大反对党。他希望,通过竞选,实践政党政治。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马不停蹄,四处演讲、联络,组织、支持本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概念。他提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区别在于:一,“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公开的组织。二,“革命党”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新的建设时期”的组织。三,“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3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的演讲中,再次申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同与异。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两天后,3月20日,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其实不仅是宋教仁,“用平和手段谋建设”的宪政梦碎……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张之洞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时,不能不使人对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大表怀疑。一批青年,从体制内的改革者,成为决心推翻体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来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别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宋教仁认为:“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雷 颐 因对宪政研究最深、宣传最力,宋教仁素有民国“宪政之父”之称。但,他不是纯学者,而是参加推翻清王朝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者。既有深厚政治学造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变动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这种经历,这种身份,他对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后政体建构的看法、观点,确值得重视。            一,走向革命 1900年,18岁的湖南青年宋教仁开始接触政治,这个年份接触政治,对他后来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年,正是中国的“庚子之乱”,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面对乱局,两年前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发动了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甚得张器重。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因此几个月来,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在两湖的会党和一些青年学生中,发展不少成员,正在湖南桃源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几经变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举行起义,但张之洞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等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最终,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张之洞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时,不能不使人对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大表怀疑。一批青年,从体制内的改革者,成为决心推翻体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来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别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二,五族共和 到日本后,他集中研读了大量法政著作,宪政思想逐渐形成。满汉矛盾确是革命派宣传革命、鼓动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点还是满人长期享有特权,与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现代义务、权利平等观念不合。现代平等观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话语,或者说,此时的民族性话语以现代平等观为主轴,与历史上如元明之际汉族反元话语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宪政谈》和短短一则“谢投函者”,颇能说明问题。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从“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这三个方面论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宋教仁已把握了宪政的基本要领。以此为分析框架,他认为:在满清统治下,满人享有各种特权,汉人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有清一朝规定,汉族人要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权。现代宪政国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平等纳税,税收与宪政有着根本性关系,所以,他问道:“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一。汉族人数远多于满族,但官员则满人占多数,尤其是重要官职,几乎都是满人,这种不平等都不能破除,如果今后立宪选举议员,汉人将占绝对优势,清政府能容忍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二。如果立宪,国家一切财政都要纳入国会公开讨论辩论的预算、决算法,满清统治者向视天下为自己的家天下,会同意此点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三。总之,清统治者不可能放弃自己两百年的既得利益,所以作为革命者,他最后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现实中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恒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而先秦已有的将狄夷看作“禽兽”、“豺狼”的种族歧视论,依然影响深远。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却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多有“犭”傍或“豸”傍。人类学研究表明,宋元以来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已少有用虫兽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数民族仍用虫兽作偏旁,如猺、猫(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时加“犭”者更多,如猓猡、猓黑、猡緬等近百种。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这种歧视,从官员的奏稿用词中也反映出来。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条写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蔑少数民族的用词用字,如猺、犭 回 等,整理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作了必要改动”亦从一侧面说明此点。 1911年6月,宋教仁主办的革命派报刊《民立报》有篇文章习惯性地用“ ”一词,有位读者马上来函指出不妥。宋教仁闻过则改,立即刊出“谢投函者”,公开认错,并劝国人抛此尊己贱人的偏见、恶习:“昨有某君投函曰:‘贵报前日新闻中有关于回回之记事,‘回回’二字加以犬旁,作‘ ’,似为杜撰,殆袭昔日尊己贱人之故与欤?”“记者读此,深愧编辑访稿不检。夫习惯上素有以恶称加诸各种之习,此盖宗法社会时代之遗风犹有存者。今而后,吾人当力除此习,不独“回回”为然,“回回”以外各种人之称名,其文不雅驯当更易者,更不鲜,如广东“客老”或作“犵狫”,贵州

 

           二,五族共和

 

到日本后,他集中研读了大量法政著作,宪政思想逐渐形成。满汉矛盾确是革命派宣传革命、鼓动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点还是满人长期享有特权,与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现代义务、权利平等观念不合。现代平等观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话语,或者说,此时的民族性话语以现代平等观为主轴,与历史上如元明之际汉族反元话语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宪政谈》和短短一则“谢投函者”,颇能说明问题。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从“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这三个方面论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宋教仁已把握了宪政的基本要领。以此为分析框架,他认为:在满清统治下,满人享有各种特权,汉人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有清一朝规定,汉族人要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权。现代宪政国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平等纳税,税收与宪政有着根本性关系,所以,他问道:“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一。汉族人数远多于满族,但官员则满人占多数,尤其是重要官职,几乎都是满人,这种不平等都不能破除,如果今后立宪选举议员,汉人将占绝对优势,清政府能容忍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二。如果立宪,国家一切财政都要纳入国会公开讨论辩论的预算、决算法,满清统治者向视天下为自己的家天下,会同意此点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三。总之,清统治者不可能放弃自己两百年的既得利益,所以作为革命者,他最后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现实中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恒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而先秦已有的将狄夷看作“禽兽”、“豺狼”的种族歧视论,依然影响深远。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却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多有“犭”傍或“豸”傍。人类学研究表明,宋元以来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已少有用虫兽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数民族仍用虫兽作偏旁,如猺、猫(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时加“犭”者更多,如猓猡、猓黑、猡緬等近百种。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这种歧视,从官员的奏稿用词中也反映出来。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条写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蔑少数民族的用词用字,如猺、犭 回       等,整理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作了必要改动”亦从一侧面说明此点。

 

宋教仁认为:“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雷 颐 因对宪政研究最深、宣传最力,宋教仁素有民国“宪政之父”之称。但,他不是纯学者,而是参加推翻清王朝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者。既有深厚政治学造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变动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这种经历,这种身份,他对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后政体建构的看法、观点,确值得重视。            一,走向革命 1900年,18岁的湖南青年宋教仁开始接触政治,这个年份接触政治,对他后来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年,正是中国的“庚子之乱”,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面对乱局,两年前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发动了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甚得张器重。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因此几个月来,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在两湖的会党和一些青年学生中,发展不少成员,正在湖南桃源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几经变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举行起义,但张之洞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等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最终,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张之洞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时,不能不使人对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大表怀疑。一批青年,从体制内的改革者,成为决心推翻体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来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别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二,五族共和 到日本后,他集中研读了大量法政著作,宪政思想逐渐形成。满汉矛盾确是革命派宣传革命、鼓动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点还是满人长期享有特权,与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现代义务、权利平等观念不合。现代平等观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话语,或者说,此时的民族性话语以现代平等观为主轴,与历史上如元明之际汉族反元话语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宪政谈》和短短一则“谢投函者”,颇能说明问题。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从“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这三个方面论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宋教仁已把握了宪政的基本要领。以此为分析框架,他认为:在满清统治下,满人享有各种特权,汉人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有清一朝规定,汉族人要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权。现代宪政国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平等纳税,税收与宪政有着根本性关系,所以,他问道:“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一。汉族人数远多于满族,但官员则满人占多数,尤其是重要官职,几乎都是满人,这种不平等都不能破除,如果今后立宪选举议员,汉人将占绝对优势,清政府能容忍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二。如果立宪,国家一切财政都要纳入国会公开讨论辩论的预算、决算法,满清统治者向视天下为自己的家天下,会同意此点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三。总之,清统治者不可能放弃自己两百年的既得利益,所以作为革命者,他最后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现实中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恒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而先秦已有的将狄夷看作“禽兽”、“豺狼”的种族歧视论,依然影响深远。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却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多有“犭”傍或“豸”傍。人类学研究表明,宋元以来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已少有用虫兽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数民族仍用虫兽作偏旁,如猺、猫(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时加“犭”者更多,如猓猡、猓黑、猡緬等近百种。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这种歧视,从官员的奏稿用词中也反映出来。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条写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蔑少数民族的用词用字,如猺、犭 回 等,整理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作了必要改动”亦从一侧面说明此点。 1911年6月,宋教仁主办的革命派报刊《民立报》有篇文章习惯性地用“ ”一词,有位读者马上来函指出不妥。宋教仁闻过则改,立即刊出“谢投函者”,公开认错,并劝国人抛此尊己贱人的偏见、恶习:“昨有某君投函曰:‘贵报前日新闻中有关于回回之记事,‘回回’二字加以犬旁,作‘ ’,似为杜撰,殆袭昔日尊己贱人之故与欤?”“记者读此,深愧编辑访稿不检。夫习惯上素有以恶称加诸各种之习,此盖宗法社会时代之遗风犹有存者。今而后,吾人当力除此习,不独“回回”为然,“回回”以外各种人之称名,其文不雅驯当更易者,更不鲜,如广东“客老”或作“犵狫”,贵州

1911年6月,宋教仁主办的革命派报刊《民立报》有篇文章习惯性地用“ ”一词,有位读者马上来函指出不妥。宋教仁闻过则改,立即刊出“谢投函者”,公开认错,并劝国人抛此尊己贱人的偏见、恶习:“昨有某君投函曰:‘贵报前日新闻中有关于回回之记事,‘回回’二字加以犬旁,作‘ ’,似为杜撰,殆袭昔日尊己贱人之故与欤?”“记者读此,深愧编辑访稿不检。夫习惯上素有以恶称加诸各种之习,此盖宗法社会时代之遗风犹有存者。今而后,吾人当力除此习,不独“回回”为然,“回回”以外各种人之称名,其文不雅驯当更易者,更不鲜,如广东“客老”或作“犵狫”,贵州“仲家”或作“狆家”,四川“罗罗”或作“猡猡”,云南“潞人”或作“ 夷”,“求人”或作“ 夷”,“力些”或作“ ”,皆是也。既得君警告,爰并举之,以劝国人焉。如前所述,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此函说明宋的思想超前了几十年,他对人们习焉不察、“尊己贱人”的大汉族主义或华夏中心论深有警觉。他的民族观是平等的民族观,因此,他认为,真立宪就要废除满人的特权。

 

清廷为预备立宪,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但清政府官员对现代政治了解无多,不得不依靠一些留日学生,革命党人、宋教仁的好友杨笃生也被招入其间。因此,宋对清廷的预备立宪多有所知,他翻译的大量有关宪政著述、资料,多半是应杨的要求而译。1906年秋,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并且决定从“改官制”入手。宋教仁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对此做出了分析评论。清廷改革官制第一条:“总理大臣之任,以皇族充之”。第三条:“设立上议院,其议员以皇族、贵族及三品以上官员为之,下议院则俟民智开发之日,或十年或十五年之后乃设立之。”对第一条,宋教仁的观点是:“吾乃益信政府之不能开明专制与立宪也。总理大臣世界各国有定以皇族为之之宪法乎?”因为立宪的一个普遍原则是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更不能当内阁首领。对强调“民智未开”的第三条,宋教仁反驳说皇族、贵族的宪政知识其实反不如民:“况满清之皇族普通知识皆未一有,甚者则至于不通汉文,游荡淫乱,何能执政权乎!彼等不识外交如何下手,内政如何下手,实业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备如何下手,理财如何下手,皆长安之轻薄儿而已,纵其中未尝无一二人差强者,然以较之汉人,其优劣为何如乎?永世以此辈总国权,则永世无刷新之一日,且较之以前旧制人多职分犹不如耳,何有于立宪哉!盖此即满洲人讲民族主义之证,而欲其本族永世执政权以压制汉人之策也。上议院即行设立,以皇族、贵族、三品以上之官允之、而下议院则须俟十年,十五年之后民智开时乃设立。夫当今民智未开,固中国之不可讳者也;然而均是中国人也,岂有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之智转先开进而有议院资格,而国民反不及者乎?平心论之,均无议员资格,而国民究犹是彼善于此者也。试问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从何处而来乎?亦犹仍是以前之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耳,以前在政府则不能尽心施政,以致须改官制,今乃一旦置之于上议院,则将改过迁善以心职乎?抑天将启其聪明才力以尽职乎?此真可笑之极也!盖此即政府讲真正专制主义之策,而不欲实行立宪之明证,以压制国民者也。噫,今而后吾乃益知政府之不能开明专制与立矣;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9月中旬,他鼓励四川保路民众:“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于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为期”。他强调的,是包括满人在内的“五族共和”。

宋教仁认为:“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雷 颐 因对宪政研究最深、宣传最力,宋教仁素有民国“宪政之父”之称。但,他不是纯学者,而是参加推翻清王朝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者。既有深厚政治学造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变动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这种经历,这种身份,他对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后政体建构的看法、观点,确值得重视。            一,走向革命 1900年,18岁的湖南青年宋教仁开始接触政治,这个年份接触政治,对他后来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年,正是中国的“庚子之乱”,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面对乱局,两年前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发动了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甚得张器重。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因此几个月来,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在两湖的会党和一些青年学生中,发展不少成员,正在湖南桃源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几经变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举行起义,但张之洞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等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最终,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张之洞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时,不能不使人对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大表怀疑。一批青年,从体制内的改革者,成为决心推翻体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来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别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二,五族共和 到日本后,他集中研读了大量法政著作,宪政思想逐渐形成。满汉矛盾确是革命派宣传革命、鼓动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点还是满人长期享有特权,与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现代义务、权利平等观念不合。现代平等观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话语,或者说,此时的民族性话语以现代平等观为主轴,与历史上如元明之际汉族反元话语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宪政谈》和短短一则“谢投函者”,颇能说明问题。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从“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这三个方面论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宋教仁已把握了宪政的基本要领。以此为分析框架,他认为:在满清统治下,满人享有各种特权,汉人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有清一朝规定,汉族人要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权。现代宪政国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平等纳税,税收与宪政有着根本性关系,所以,他问道:“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一。汉族人数远多于满族,但官员则满人占多数,尤其是重要官职,几乎都是满人,这种不平等都不能破除,如果今后立宪选举议员,汉人将占绝对优势,清政府能容忍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二。如果立宪,国家一切财政都要纳入国会公开讨论辩论的预算、决算法,满清统治者向视天下为自己的家天下,会同意此点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三。总之,清统治者不可能放弃自己两百年的既得利益,所以作为革命者,他最后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现实中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恒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而先秦已有的将狄夷看作“禽兽”、“豺狼”的种族歧视论,依然影响深远。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却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多有“犭”傍或“豸”傍。人类学研究表明,宋元以来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已少有用虫兽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数民族仍用虫兽作偏旁,如猺、猫(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时加“犭”者更多,如猓猡、猓黑、猡緬等近百种。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这种歧视,从官员的奏稿用词中也反映出来。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条写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蔑少数民族的用词用字,如猺、犭 回 等,整理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作了必要改动”亦从一侧面说明此点。 1911年6月,宋教仁主办的革命派报刊《民立报》有篇文章习惯性地用“ ”一词,有位读者马上来函指出不妥。宋教仁闻过则改,立即刊出“谢投函者”,公开认错,并劝国人抛此尊己贱人的偏见、恶习:“昨有某君投函曰:‘贵报前日新闻中有关于回回之记事,‘回回’二字加以犬旁,作‘ ’,似为杜撰,殆袭昔日尊己贱人之故与欤?”“记者读此,深愧编辑访稿不检。夫习惯上素有以恶称加诸各种之习,此盖宗法社会时代之遗风犹有存者。今而后,吾人当力除此习,不独“回回”为然,“回回”以外各种人之称名,其文不雅驯当更易者,更不鲜,如广东“客老”或作“犵狫”,贵州

 

            三,违背立宪精神的“预备立宪”

 

1911年5 月8 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 名为满人,汉人只有4名;而在这9名满人中竟有7名为皇族成员, 因此人们将此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一直反对暴力革命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它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尽管如此,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还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5 月12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商讨对策。第二天,大家一致认为皇族充当阁员违背立宪原则,一致反对,所以开始时以推翻皇族内阁为中心议题,但经过冷静思考后,与会者认识到实际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决定妥协让步,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让一步。6月6日,他们将此议案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但朝廷置之不理。咨议局联合会于是再次呈请都察院代奏,同时公开发布报告书,指出皇族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然而,皇族内阁非但不思悔悟,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下为一姓所有,臣民实际都是皇帝的奴仆,根本无权过问、干预君上大权。

 

一向不赞成、甚至反对革命的立宪派都态度如此,一直主张革命的宋教仁更是连发长论短评,密集抨击清廷政,劝喻体制内的“立宪派”看清清政府拒不改革的本质,转为体制外的“革命党”。在《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长论中,他从行政组织、外交方针、财政政策、铁路政策这几个方面详论清政府之政策并非倒行逆施,而是拒不改革。在《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一文中,他不失时机抓住立宪派向清廷请愿却被朝廷痛责抨击清政府专权,开导立宪派革命:立宪派再三向朝廷陈情,力论皇族内阁不可行,“其持论甚正大”,是“为皇族谋者亦可谓甚忠”。如果清廷“稍有立宪之诚意者,则当如何力悔前非,下罪己之诏,另简贤能,组织内阁,以收拾人心,痛除积弊”方可取信于民。然而,清廷反而在谕旨中责备请愿的立宪派:“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筹备立宪之时,凡我君臣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不得悉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对此,宋立即抓住其种种荒谬之处:一,钦定宪法大纲并未正式颁布,因此不具法律效力,“何得强人民以遵从乎?”二,宪法大纲规定议员不得干预黜陟之权,但现在请愿的立宪派咨议局成员并非以后的国会议员。三,既然要求民众现在就遵从宪法大纲,那么,宪法大纲规定了皇家不得任意改变司法权、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臣民不经法律程序不得任意逮捕等权利,朝廷现在也应当遵守。四,上谕“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不得悉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也就是说清先廷君主立宪之本意是臣民没有游行请愿的权利,这难道就是“君主立宪”吗?总而言之,之所以如果荒谬盖因“宪法大纲实为彼辈装腔作势抵御人民之利刃”,因为清廷根本不知道“立宪精神,无真诚立宪意思,惟知倒行逆施之结果有以致之耳”!最后,他提醒立宪派:“吾如是而得断案焉,曰: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以实行专制者也;其与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者也,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呜呼,吾国民之大梦,其尚未醒耶?”

 

            四,朝廷的交易成本

 

就在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即副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18日,起用前开缺总督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0日,邮传大臣盛宣怀代表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从理论上来说,铁路借款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政府向外国借款属于资政院职权,必须经资政院议决通过;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关系到本省的权利存废,属于咨议局职权,必须经咨议局议决通过。可是,皇族内阁竟然擅自决定实行,不仅违背了立宪原则,而且也损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资最多的绅商的利益。朝廷曾下令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遭到这几省民众反对,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强烈反对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际,清政府此时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悍然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更加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或者说让股民满意)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于是,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的立宪派立即领导群众开展了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最为激烈。结果,清政府反而逮捕了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咨议局议长、具有全国性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副主席蒲殿俊,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

 

从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到保路运动的兴起,宋教仁一直紧密关注。从公民财产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国家信用等几方面论述清政府此项政策不合法、论述公民保路运动的正当性。他首先分析说,世界各国铁路有国有与民有两种形式;若以营业权分,不外民业与官业两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综合考察,主要是国有官业、民有民业两种形式。“在崇尚自由主义尊视民权之国,则趋于民有民业;在崇尚干涉主义偏重官僚之国,则趋于国有官业”。两种形式,究竟熟优熟劣,长期争论不休。“大抵自行政、军备、财政等之关系言,一国铁路固以归诸国有官业为便,若自经济、社会等方面之关系言,则仍以民有民业为有益,诚以尊重人民企业之权,诱起一般投资之念与夫经济管理维持改良之法,国有官业皆不如民有民业之有效而得宜也。”德国、日本以国家为重,所以铁路为国有官业,英国、美国以国民为重,所以铁路民有民业。然而,宋教仁进一步指出,德国、日本的铁路都经过从民有民业到国有官业的阶段,但是,德、日在铁路国有化的过程中,都是经过议会的批准收购民办铁路,给予足够的补偿。相反,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未经合法程序、且未给民众足够补偿这,“藉口政策而蹂躏人民已得权利,其与杀越人于货者何异?今而后,国民之企业家皆将要栗栗危惧,不克自安,其尚望踊跃以经营各种产业耶?”对于当时有人提出“川人宜速转圆”、“不可使政府过坠其威信”的论点,宋教仁针锋相对地说:“政府欲求和平,则何不先自转圆?政府欲保威信不过坠,则何不先去其自损威信之举动?且政府与人民熟重?政府之威信与人民之元气熟重?牺牲人民以卫政府,天下庸有是理耶?” 最先起来保路的“两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为清政府对“两湖”实行的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这也说明“民营”并非刻意反对“官营”、反对政府收购,只是政府也应尊重契约、尊重市场规则、尊重“等价交换”。而清政府秉承中国“强政府”政治传统,毫无契约意识,认为自己权力无限、强大无比,手操对民企的生杀大权,更可对其予取予夺。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才可能做出以低价“收买”四川民营铁路股权的错误决定。它以为自己“低价收买”降低了成本,其实是付出了巨额代价,即以政府信用为代价,代价之高,难以想象,最终付出整个王朝作为代价。清政府此政策确为革命提供了难得的“题材”,作为革命者,宋教仁还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由公民抗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引爆的历史,鼓励川民坚持保路,并且不限于保路,由此引发革命,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湘、鄂、粤人及各省人亦同时并发,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将因此一扫而尽”。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最终垮台。

 

民业与官业两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综合考察,主要是国有官业、民有民业两种形式。“在崇尚自由主义尊视民权之国,则趋于民有民业;在崇尚干涉主义偏重官僚之国,则趋于国有官业”。两种形式,究竟熟优熟劣,长期争论不休。“大抵自行政、军备、财政等之关系言,一国铁路固以归诸国有官业为便,若自经济、社会等方面之关系言,则仍以民有民业为有益,诚以尊重人民企业之权,诱起一般投资之念与夫经济管理维持改良之法,国有官业皆不如民有民业之有效而得宜也。”德国、日本以国家为重,所以铁路为国有官业,英国、美国以国民为重,所以铁路民有民业。然而,宋教仁进一步指出,德国、日本的铁路都经过从民有民业到国有官业的阶段,但是,德、日在铁路国有化的过程中,都是经过议会的批准收购民办铁路,给予足够的补偿。相反,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未经合法程序、且未给民众足够补偿这,“藉口政策而蹂躏人民已得权利,其与杀越人于货者何异?今而后,国民之企业家皆将要栗栗危惧,不克自安,其尚望踊跃以经营各种产业耶?”对于当时有人提出“川人宜速转圆”、“不可使政府过坠其威信”的论点,宋教仁针锋相对地说:“政府欲求和平,则何不先自转圆?政府欲保威信不过坠,则何不先去其自损威信之举动?且政府与人民熟重?政府之威信与人民之元气熟重?牺牲人民以卫政府,天下庸有是理耶?” 最先起来保路的“两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为清政府对“两湖”实行的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这也说明“民营”并非刻意反对“官营”、反对政府收购,只是政府也应尊重契约、尊重市场规则、尊重“等价交换”。而清政府秉承中国“强政府”政治传统,毫无契约意识,认为自己权力无限、强大无比,手操对民企的生杀大权,更可对其予取予夺。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才可能做出以低价“收买”四川民营铁路股权的错误决定。它以为自己“低价收买”降低了成本,其实是付出了巨额代价,即以政府信用为代价,代价之高,难以想象,最终付出整个王朝作为代价。清政府此政策确为革命提供了难得的“题材”,作为革命者,宋教仁还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由公民抗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引爆的历史,鼓励川民坚持保路,并且不限于保路,由此引发革命,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湘、鄂、粤人及各省人亦同时并发,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将因此一扫而尽”。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最终垮台。          五,“革命党”与“革命政党”之别 辛亥军兴,民国成立,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有关研究已汗牛充栋,广为人知,在此不必多述。然而,他关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同异的论述虽只短短几句,却充满洞见,值得重视。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力,最后袁世凯成为总统,大权在握。但宋教仁的理想是责任内阁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产生,他一直为此努力。临时政府在南京时,同盟会在临时参议院中占绝对多数,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参议院改选,同盟会优势不再。宋教仁于是联合其他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组成国民党,成为一大反对党。他希望,通过竞选,实践政党政治。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马不停蹄,四处演讲、联络,组织、支持本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概念。他提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区别在于:一,“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公开的组织。二,“革命党”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新的建设时期”的组织。三,“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3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的演讲中,再次申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同与异。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两天后,3月20日,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其实不仅是宋教仁,“用平和手段谋建设”的宪政梦碎……

         五,“革命党”与“革命政党”之别

 

辛亥军兴,民国成立,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有关研究已汗牛充栋,广为人知,在此不必多述。然而,他关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同异的论述虽只短短几句,却充满洞见,值得重视。

民业与官业两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综合考察,主要是国有官业、民有民业两种形式。“在崇尚自由主义尊视民权之国,则趋于民有民业;在崇尚干涉主义偏重官僚之国,则趋于国有官业”。两种形式,究竟熟优熟劣,长期争论不休。“大抵自行政、军备、财政等之关系言,一国铁路固以归诸国有官业为便,若自经济、社会等方面之关系言,则仍以民有民业为有益,诚以尊重人民企业之权,诱起一般投资之念与夫经济管理维持改良之法,国有官业皆不如民有民业之有效而得宜也。”德国、日本以国家为重,所以铁路为国有官业,英国、美国以国民为重,所以铁路民有民业。然而,宋教仁进一步指出,德国、日本的铁路都经过从民有民业到国有官业的阶段,但是,德、日在铁路国有化的过程中,都是经过议会的批准收购民办铁路,给予足够的补偿。相反,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未经合法程序、且未给民众足够补偿这,“藉口政策而蹂躏人民已得权利,其与杀越人于货者何异?今而后,国民之企业家皆将要栗栗危惧,不克自安,其尚望踊跃以经营各种产业耶?”对于当时有人提出“川人宜速转圆”、“不可使政府过坠其威信”的论点,宋教仁针锋相对地说:“政府欲求和平,则何不先自转圆?政府欲保威信不过坠,则何不先去其自损威信之举动?且政府与人民熟重?政府之威信与人民之元气熟重?牺牲人民以卫政府,天下庸有是理耶?” 最先起来保路的“两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为清政府对“两湖”实行的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这也说明“民营”并非刻意反对“官营”、反对政府收购,只是政府也应尊重契约、尊重市场规则、尊重“等价交换”。而清政府秉承中国“强政府”政治传统,毫无契约意识,认为自己权力无限、强大无比,手操对民企的生杀大权,更可对其予取予夺。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才可能做出以低价“收买”四川民营铁路股权的错误决定。它以为自己“低价收买”降低了成本,其实是付出了巨额代价,即以政府信用为代价,代价之高,难以想象,最终付出整个王朝作为代价。清政府此政策确为革命提供了难得的“题材”,作为革命者,宋教仁还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由公民抗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引爆的历史,鼓励川民坚持保路,并且不限于保路,由此引发革命,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湘、鄂、粤人及各省人亦同时并发,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将因此一扫而尽”。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最终垮台。          五,“革命党”与“革命政党”之别 辛亥军兴,民国成立,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有关研究已汗牛充栋,广为人知,在此不必多述。然而,他关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同异的论述虽只短短几句,却充满洞见,值得重视。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力,最后袁世凯成为总统,大权在握。但宋教仁的理想是责任内阁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产生,他一直为此努力。临时政府在南京时,同盟会在临时参议院中占绝对多数,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参议院改选,同盟会优势不再。宋教仁于是联合其他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组成国民党,成为一大反对党。他希望,通过竞选,实践政党政治。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马不停蹄,四处演讲、联络,组织、支持本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概念。他提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区别在于:一,“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公开的组织。二,“革命党”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新的建设时期”的组织。三,“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3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的演讲中,再次申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同与异。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两天后,3月20日,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其实不仅是宋教仁,“用平和手段谋建设”的宪政梦碎……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力,最后袁世凯成为总统,大权在握。但宋教仁的理想是责任内阁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产生,他一直为此努力。临时政府在南京时,同盟会在临时参议院中占绝对多数,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参议院改选,同盟会优势不再。宋教仁于是联合其他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组成国民党,成为一大反对党。他希望,通过竞选,实践政党政治。

 

宋教仁认为:“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雷 颐 因对宪政研究最深、宣传最力,宋教仁素有民国“宪政之父”之称。但,他不是纯学者,而是参加推翻清王朝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者。既有深厚政治学造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变动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这种经历,这种身份,他对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后政体建构的看法、观点,确值得重视。            一,走向革命 1900年,18岁的湖南青年宋教仁开始接触政治,这个年份接触政治,对他后来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年,正是中国的“庚子之乱”,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面对乱局,两年前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发动了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甚得张器重。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因此几个月来,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在两湖的会党和一些青年学生中,发展不少成员,正在湖南桃源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几经变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举行起义,但张之洞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等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最终,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张之洞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时,不能不使人对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大表怀疑。一批青年,从体制内的改革者,成为决心推翻体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来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别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二,五族共和 到日本后,他集中研读了大量法政著作,宪政思想逐渐形成。满汉矛盾确是革命派宣传革命、鼓动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点还是满人长期享有特权,与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现代义务、权利平等观念不合。现代平等观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话语,或者说,此时的民族性话语以现代平等观为主轴,与历史上如元明之际汉族反元话语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宪政谈》和短短一则“谢投函者”,颇能说明问题。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从“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这三个方面论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宋教仁已把握了宪政的基本要领。以此为分析框架,他认为:在满清统治下,满人享有各种特权,汉人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有清一朝规定,汉族人要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权。现代宪政国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平等纳税,税收与宪政有着根本性关系,所以,他问道:“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一。汉族人数远多于满族,但官员则满人占多数,尤其是重要官职,几乎都是满人,这种不平等都不能破除,如果今后立宪选举议员,汉人将占绝对优势,清政府能容忍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二。如果立宪,国家一切财政都要纳入国会公开讨论辩论的预算、决算法,满清统治者向视天下为自己的家天下,会同意此点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三。总之,清统治者不可能放弃自己两百年的既得利益,所以作为革命者,他最后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于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现实中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恒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於幽谷者。”“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而先秦已有的将狄夷看作“禽兽”、“豺狼”的种族歧视论,依然影响深远。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却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多有“犭”傍或“豸”傍。人类学研究表明,宋元以来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已少有用虫兽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数民族仍用虫兽作偏旁,如猺、猫(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时加“犭”者更多,如猓猡、猓黑、猡緬等近百种。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这种歧视,从官员的奏稿用词中也反映出来。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条写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蔑少数民族的用词用字,如猺、犭 回 等,整理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作了必要改动”亦从一侧面说明此点。 1911年6月,宋教仁主办的革命派报刊《民立报》有篇文章习惯性地用“ ”一词,有位读者马上来函指出不妥。宋教仁闻过则改,立即刊出“谢投函者”,公开认错,并劝国人抛此尊己贱人的偏见、恶习:“昨有某君投函曰:‘贵报前日新闻中有关于回回之记事,‘回回’二字加以犬旁,作‘ ’,似为杜撰,殆袭昔日尊己贱人之故与欤?”“记者读此,深愧编辑访稿不检。夫习惯上素有以恶称加诸各种之习,此盖宗法社会时代之遗风犹有存者。今而后,吾人当力除此习,不独“回回”为然,“回回”以外各种人之称名,其文不雅驯当更易者,更不鲜,如广东“客老”或作“犵狫”,贵州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马不停蹄,四处演讲、联络,组织、支持本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概念。他提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区别在于:一,“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公开的组织。二,“革命党”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新的建设时期”的组织。三,“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所以可以通过选举取胜,“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3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的演讲中,再次申明“革命党”与“革命政党”的同与异。相同之处是:“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但性质并无不同,“革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不同之处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两天后,3月20日,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其实不仅是宋教仁,“用平和手段谋建设”的宪政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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