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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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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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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锅”与“王八”  

2010-08-28 21:1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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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锅”与“王八”

 

              雷 颐

 

  汤一介先生在为其夫人乐黛云女士的《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写的跋,“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回忆说:“他们绕湖同行,常常也会触景生情:湖的这边、曾有他们的学生跳水自尽;湖的那边,埋葬着他们所钟爱的一个学生的骨灰;湖边的小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被隔离审查时离别的分手处;湖畔的水塔边,他们曾看到两位老教授背着大黑铁锅,游街示众,脖子上划出深深的血痕……”

 

比起“文革”中的各种酷刑,“背黑锅”实在不足为道。但为什么要让这两位老教授背着大黑铁锅?其中大有名堂。

 

乐黛云在感佩季羡林先生的《三真之境:我心中的季羡林》这篇文章中回忆,“文革”中的一天,她在未名湖畔水塔边,迎面撞上一群红卫兵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押着两个“黑帮分子”游街:“走在后面的是周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先生!他们两人都是胸前挂着‘牌子’,背上扣着一口食堂煮饭用的中号生铁锅,用细绳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红卫兵们推推搡搡,高呼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最高指示,这是最高统帅对北京大学所作的结论。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其实与政治并无牵连,仅仅因为他们有影响,就被当做‘王八’或‘神灵’揪了出来,那背上的黑锅就是‘王八’的象征。” (《四院·沙滩·未名湖》第149页)

 

如果细细追寻,“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发明权”应是北大学生。“文革”前夜,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剪伯赞就被点名批判,“文革”一开始,他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北大历史系教授、曾是剪伯赞先生助手的张传玺先生在《剪伯赞传》中写道:“历史系办公室所在地名三院,已由明窗净几的书斋变成嚣声嘈杂的战场。学生们在三院大门上贴有一幅红纸黑字大对联,上联曰:‘庙小神灵大’,下联曰:‘池浅王八多’。”对此联,张传玺先生还做了专门解释:“后有人发表谈话,主张改为‘池深王八多’。”(《剪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页)据“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主要作者、此时执掌北大大权的聂元梓回忆:“北大那时候出了一幅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是讲北大的‘牛鬼蛇神’多。过去总是说北京大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现在是把褒贬都颠倒过来了。这对联不知道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去了,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池浅也好,池深也好,这都是针对着教授们讲的。”(《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63页)1967年6月,由北大红卫兵“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辑的《文艺批判》问世,1968年3月,此刊改名为《文化批判》,编辑者也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第5期就发表了题为《池深王八多——看旧北大校务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势力》的“大批判”文章。总之,无论是“浅”是“深”,乐黛云所说“王八多”是“最高统帅对北京大学所作的结论”大致不错。

 

因此,“文革”中的北大的红卫兵、革命群众格外要强调“牛鬼蛇神”们的“王八”符号。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回忆,关在同一牛棚的一位“右派”学生背上就被画了大王八。多年的折磨,使这位北大西语系的学生被关进牛棚时神经已不太正常,显得像半个傻子。“牛鬼蛇神”本就任人打骂,这位半傻,更成为“牢头禁子”们残暴毒打、肆意侮辱的对象。“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的确,季氏不仅“背黑锅”,背上也曾被画上“大王八”。他清楚地记得,1968年6月18日,他被从牛棚中提出,押出去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批斗结束,饱经毒打的他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都没有多少感觉了。“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他想,“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57页)根据当时情况,我以为,给他绑上这根柳条象征“王八尾巴”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一些。

 

  在这种不把人当人的非人环境中,人也不想当人了。季羡林先生回忆说:“每一次红卫兵押着我沿着湖边走向外文楼或其他批斗场所时,我一想到自己面临的局面,就不寒而栗。我是多么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里逃呢?我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牛棚杂忆》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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