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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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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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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视日趋严重的学术腐败  

2007-10-23 20:01: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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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重视日趋严重的学术腐败

 

              雷 颐

 

(这是好几年前发表的文章,今天似仍有现实意义,所以贴出)

 

  在人们的心目中,“学术”应该是一方净土。但近年来“学术腐败”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不能不令人心忧。当前的学术腐败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有的成段成段抄,有的甚至成本成本地抄。

 

  翻阅2001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见登有该刊编辑部如下声明:“经查,本刊2001年第1期《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一文有严重的抄袭现象;我们工作有疏漏,特向原作者吴忠民同志致深深的歉意。”抄袭者为某“国家级”学术研究单位“研究生院”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看到这则“声明”,笔者深感问题之严重恐已超出人们想象。因为几乎同时,2001年第1期《社会科学论坛》发表的《中国现代史上的张申府》一文,完全抄自我在1998年第2期《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史上的张申府》一文。抄袭者居然“诚实”或懒堕到“改头换面”的功夫都不愿做,不仅标题完全一样,通篇文章竟只改了几句话就拿出去发表。这倒也让我省却了“论证”抄袭的功夫,只把自己的文章寄给该刊,不久就收到了抄袭者的道歉信,也是某“中央级”理论研究单位“研究生部”的一位博士研究生!

 

  更普遍的是成堆成堆的所谓“学术成果”毫无新意,实际都是前人说过的话;一篇篇填充版面的“学术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低水平重复,在一番宏论的后面却是空洞无物,真正有新意、有创见、哪怕是把一个小问题的研究稍微向前推动一步的文章都屈指可数,“著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在市场经济中,有的学术权威毫不珍惜自己的名声、不珍惜“学术”二字,拿了商家的钱便不负责任地为一些产品作虚假广告、甚至名为“鉴定”实为广告,一些学术性“学会”也乐此不疲。久而久之,公众对学术、学者的崇信大大降低。由于现在在“用人”方面强调学历,于是一批批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公款到大学“购买”文凭,而一些大学、甚至名牌大学为“创收”、为和各类所谓“实权人物”拉关系对此反而大开方便之门,只要交钱,便滥发文凭,全不顾自己学校的声誉,二者可谓一拍即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此类事屡屡发生,首先当然是抄袭者本人的道德品质问题,然而与一些现行规定也不能说全无关系。例如,博士研究生抄袭现象越来越多,就与一些规定有一定关系。在“读博”的三年期间,第一学年要全部用来学外语(涉外专业还要学“二外”)、政治课、基础理论课、跨学科选修课、专业基础课……对多数人来说,外语课压力尤大,如果有考试不及格或学分不够,第二学年还要学。第二、第三学年是写博士论文的时间,但实际上多数人第三学年一开始就不得不着手“跑单位”,找工作;不久又要准备论文答辩,忙于校对、印刷之类,而且论文还要提前一段时间送交有关评委,所以论文要早早写出,因此这一学年写论文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几个月。三年下来,写博士论文的时间实际只有一年多,而且这期间还必须在相当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发表确有新意的学术论文谈何容易,在这种压力下,有人难免会走抄袭之“下策”。当然,种种不合理的规定并不能成为抄袭的理由,但确实是抄袭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如果说抄袭总还是“个案”,但现在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普遍不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平心而论,并非众博士水平不高,而是客观环境使然,在如此紧张的时间内,要写出高水平的博士论文确乎不易。在国外,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总体而言是相当高的,许多学者水平最高的著作,往往是当年的博士论文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完成博士论文的时间“上不封顶”。绝大多数人在几年苦读、通过种种严格考试、拿够学分、获得博士论文撰写资格后,还要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博士论文。而在这期间,并不影响其找工作。但如果在学术岗位上长期未能拿到博士学位,则面临被解聘的危险。然而在我国,绝大多数都是在在校学习的三年内便完成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偶有在这三年之中完不成博士论文者,则被社会视为“另类”,等同于中小学的“留级生”,找工作则极不顺利。在现行人事体制下,工作单位也自有其道理,因为人一旦进来之后,虽不胜任也很难将其解聘,所以很少有单位敢冒引进未完成博士论文者的风险。总之,博士抄袭屡屡发生、博士论文学术水平不高的问题,确又关涉到人事制度、人员流动……一系列社会因素。对抄袭者进行严厉谴责、坦率指出博士论文水平普遍不高当然极有必要,也并非难事,但要真正解决造成这些现象的社会因素,则决非易事。

 

  而其他方面的学术腐败说明,“学术”并不是、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种种社会现象必然会在学术领域得到反映。当前学术腐败也是社会转型期旧体制已经失效、新体制还未建立或尚未完善,新旧价值观念转换时极易出现的“价值真空”从而导致价值混乱,这种新旧交替时极易产生的社会腐败现象的反映。抄袭造假者和作虚假广告者曲解“投入最小,产出最大”原则,想不劳而获;买卖文凭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权钱交换”。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更加困难。

 

  但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因为学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之所在,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需要学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如果学术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愿意潜心学术,悉心钻研的人将越来越少。如此下去,还谈何“知识创新”!在“知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果没有知识创新,终将影响我们社会的发展,影响到我们民族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由于事关重大,对此现象决不能任其发展,应采取有力措施遏制其蔓延发展。首先当然是让学者意识到自己职业的崇高,要以学术为“志业”,而不是仅仅将学术作为“稻梁谋”的职业。退一步说,就是以此作为谋生手段,也应讲究起码的“职业道德”。当然,能将学术当“志业”的毕竟不多,所以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要加大对抄袭、剽窃者的打击力度。现在揭露出一些了抄袭、剽窃者,但多数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理。相反,被抄袭者越来越感到揭露抄袭者的“成本太高”,往往不了了之。而如果与己无关,一些学者更不愿去揭露抄袭者,以免给自己添麻烦。这实际姑息、纵容了抄袭现象越演越烈。现在在职称评定中,“字数”几乎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并不注重这些“等身”著作是否真有创见。只有建立公正、严格的学术评价系统,才能杜绝这种现象。要建立建全民主、公开的监督机制,对那些以“学术”之名为产品作虚假广告的“学者”公开揭露,并作出相应处理,使之对自己的“鉴定”、“推荐”真正负责。而“以权利换文凭”或“以金钱买文凭”,更是严重的腐败,更应严肃处理。

 

  总之,“学术腐败”并非“纯学术”问题,而与社会发展、进步息息相关,应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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