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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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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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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哪儿?(下)  

2007-12-22 22:41: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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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哪儿?(下)

 

                 雷 颐

 

在对欧洲16个主要国家和美国的介绍中,徐继畬认识到这些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商为本”,同时,他对闻所未闻的民主政治也抱有浓厚兴趣,因此在这两方面作了大量的评价。应该说,这表现出了徐氏的远见卓识,他的确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更抓住了近代中国的时代课题。

  在经济与国家强盛的关系方面他写道:“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同时,他多次指出英、荷等国侵略它国的动机是为了牟利:“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以此为框架,他对欧洲许多国家的富强之因一一评述,极力推崇“以商立国”。在长期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中国,这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确是几十年后郑观应等人疾呼“商战”的先声。

  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他对各国政治自然极为关注,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超越政治、文化和个人身份的限制、偏见,对民主制度情有独钟。在介绍英国政治时他介绍了义会制度,将国会译为“公会所”,上院译为“爵房”,下院译为“乡绅房”:“英国之制……都城设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苏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之,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抵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国,不独英吉利也。”在当时,对英国的国会制度,上院和下院的功能能作如此准确的介绍,实属不易。在介绍荷兰的情况时,尤其强调其“税饷颇重,听绅士筹办,王不得专。”他还热情地将瑞士比作中国传统中理想的“桃花源”,该国“推立乡官理事,不立王候”,“国无苛政,风俗俭仆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为“西土之桃花源”。将现实中“化外”西方一蕞尔小国比作中国“三代”中“圣人之治”的理想国,在当时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

在风土人情的介绍中,他对伦敦、巴黎等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胜景都有生动的描绘,特别是对图书馆、大学等公共文教设施的介绍,更使人闻所未闻。他以客观的态度介绍了英国的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制。在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夫多妻制视为天经地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当时,他的这种“客观”而不带批评、谴责性的介绍,本身就被视为伤风败俗。同样,他还以这种客观的态度介绍了英国晋见国王的礼仪:“英国宾主相见,以脱帽为恭,各伸右手相握为礼。除跪拜天帝救世主外,见君主亦无叩头之礼。”

当然,他对西方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尤其是黑人被贩为奴的惨境深为同情;对西方本是“同宗”的新、旧教间宗教战争的频繁和惨烈亦深表不以为然。

徐继畬最为倾慕的,还是一开始就没有皇帝、国王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部书中,对美国的介绍所占篇幅最大(当时美国建国不到百年,并非最强大的国家),对美国当时的26个州都逐一作了介绍。特别是对其政治体制,徐氏情有独钟,似乎是他理想中的模式:“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统领虽总财赋,而俸万圆之外,不得私用分毫。”对美国的议会制、总统制,他更是赞口不绝。他之所以如此推崇华盛顿,是因为华盛顿在举兵起义、使美国获得独立后却“谢兵柄归田,众不肯舍,坚推为国主”,但华盛顿坚持“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宜择有德者为之”,因此奠定了美国的总统制。而且,正是这种总统选举制使美国开国不久就迅速强大,这种制度使“各部同心,号令齐一,故诸大国与之辑睦,无敢凌侮之者”。当然,他在相当程度上仍是通过儒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的,如认为美国的民兵制“与古人寓兵于农之法暗合焉”,而华盛顿更是“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虽未明言,但无疑是针对中国皇帝“万世相传”、以“天下”为一姓之家产而写。在他的理解中,正是华盛顿、是美国的民主制才秉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理想社会中的尧、舜、禹这“三代”的遗志!

  这本书一经印行,即受到猛烈抨击,有人还上章弹劾,要求将此书毁版。有人攻击此书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特别是“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甚至以“经世”著称的曾国藩当时也指责此书“颇张大英夷”。甚至有人将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的“西方”这个限制词去掉,这样便可诬陷他说日耳曼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有“王气”;中国要以日耳曼为王,真是罪大恶极!由此,也可见国人“打小报告”的手段之精巧。

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此书在国内被批判抵制,在日本却大受欢迎,被多次翻刻,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启蒙作用。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此书出版二十年后,形势大变,此书才重新为国人重视,总理衙门重刊此书作为同文馆教材,此后被不断刻印。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到英国伦敦后,发现自己原来认为此书对伦敦繁华的描写肯定言过其实,现在才知道果真如此,并感叹徐氏从未到过西方,但“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王韬、康有为都不止一次谈到《瀛环志略》对自己了世界、研究“西学”的巨大思想启蒙作用。梁启超直言自己是17岁时入京会试归途中在上海购得此书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将此书列为重要的必读“西学”书籍。他后来写道:“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此书介绍的西方或曰现代地理知识“颠覆”了中国传统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地理知识,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如果按照当代某些“后现代”、“后殖民”论者的观点,这是典型的“西方话语霸权”、用“西方知识改变本土知识”、在“西方知识之后的一套殖民话语”。然而,果真能将其拒之门外、仍用中国传统的“皇清一统舆地图”吗?然而,抗日战争期间在某些战斗中,却发生过中国军队只能用清朝地图、而被早有准备、使用精确现代地图的日本军队打败的事情。若一定要用中国传统地图,别的不说,我们还能有飞机、火箭、卫星吗?

总之,这部启蒙之书在中国的曲折命运,也即启蒙在中国的曲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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