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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声音”故事  

2008-01-17 09:16: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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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故事

 

                                雷 颐

 

  “风声鹤唳”、“惊弓之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形容、比喻经过惊吓的人神经极度紧张,听到一点儿“声音”就胆战心惊、惊慌失措。“成语”总使人有难免夸张之感,其实成语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凝炼;生活中,确实有人闻“声”丧胆、甚至还有看似强大的政权竟闻“声”丧权的例子。

 

                一

 

  “白天没做亏心事,夜里不怕鬼敲门。”这是人所皆知的俗语,因为这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道理。但是,这种“常理”、“常识”只适用于寻常年代,而不适用于非常时期。在那种“非常”的日子里,白天没做亏心事,晚上也怕敲门声,而且这种敲门声有时甚至能致人于死地。

 

  从1956年起,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真实情况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便是利用这批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写出的力作。利用最新解密档案,能使“重大事件”彻底曝光,使许多“细节”更加丰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惊心动魄,而一些易为人忽略的“细节”,如果细细体味,则更使人毛骨悚然。

 

  在30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傍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中译本,第455-456页)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也多次提到深夜电梯声、电铃声使人惊恐莫名的生活细节,从中,也能看出当时恐怖到了何种程度。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第412页。)由于“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同上,中,第412页。)他自不例外:“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1949年3月里,我没去想衣服,而且几乎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每夜都等候着铃声”。(同上,下,第307页。)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据爱伦堡说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同上,下,第441页。)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时,这种“声音效应”,会影响终生。

 

经过“反右”斗争后,著名艺术家、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办人庞董琹先生几十年来听到搬桌椅板凳的声音,就会一阵心惊肉跳。2002年3月17日,庞先生的遗孀、北京京剧院剧作家袁韵宜女士对我详谈了庞先生的人生与艺术。她无意中谈起在反“右”中,身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的庞先生未能幸免,对他的批斗会经常是在院长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召开,每次批斗会前布置会场都要搬桌椅板凳。袁女士说,从那以后直到临终,庞先生听到搬桌椅板凳声就高度紧张,心跳加速。所以,家中已养成习惯,搬桌椅前总先给庞先生打个招呼,让他有所准备。

 

若与“文革”相比,反“右”已实属“文明”了。2004年2月29日和3月7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节目分上下两集播出了节目主持人许戈辉对著名演员陈佩斯的访谈。随着访谈越来越深入,陈佩斯在“下集”中谈起自己在“文革”中父亲曾被关进“牛棚”、自己被“送”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为了摆脱饿肚子的“知青”生涯,在1973年19岁时回京报考文艺剧团的事情,令人吹嘘不已。从小就因“文艺”太“险恶”而不让他从事这一行的父亲看到孩子在农村实在没有出路,终于同意他“子承父业”让他学表演,学小品、声乐、朗诵……

 

“记者:我觉得你从小一定就是一个,小时候说什么事,大家就得嘻嘻哈哈就乐

得不行。

陈佩斯:没有没有。小的时候只能说领会得快,模仿得快。

记者:可是那个时候,父亲没有打算让你子承父业?

陈佩斯:没有。因为这一行很凶险,凶多吉少,因此呢,他不愿意让我做这一

行,所以根本就拒绝,从小不让我看电影。

记者:真的。

陈佩斯:对,不让我看电影,看戏,不让。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就是那时候上山

下乡没出路了,他就觉得让我干这行,让我学表演,学小品,表演,学声乐唱歌,教

我开嗓子,喊嗓子去,然后诗朗诵。

记者:那时候你学得快吗?

陈佩斯:快,学得比较快。因为我要是学得不好的话,就得回去挨饿,所以没办法,

真是生活所迫,完全是生活压力所致。就比别人刻苦点儿。”

“陈佩斯:文艺这个行当它的艰险它的险恶不是说大人告诉我的,是我都能看得到,

我能听得到看得到,我们家住在北影演员剧团,都是一排一排平房,前面是剧团,团部,

后面就是我们家,都能听见里面,有一段时期里面都是谈论剧本,谈论艺术,非常热烈,

争论不休。突然沉默了,他传达文件,你听一个人在那儿传达文件,紧接着就是互相攻

击,非常激烈,言词非常激烈,人们立刻就全都变了。然后大字报什么出来,然后又平

静一阵,平静完了以后又传达什么文件,然后又开始念剧本了,就这样一波一浪这种运

动,政治运动是不断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是亲眼看见,我父亲被殴打、被红卫兵、

被革命群众,坐喷气式,掰着手臂,挂着,用铁丝勒着,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各种各

样的罪名,然后名字上打着叉,戴着高帽子,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而且我母亲也留了

一件,就是全是脚印和我父亲渗出的血衣,一件汗衫,那个我母亲保留了很长时间。我

亲眼看见我父亲领百花奖,那种荣誉,没过几天,没过两年,人们就开始朝他脸上啐吐

沫。这种功与过,荣誉与羞辱,真的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那么我最怕的就是半夜大卡

车在我们下面一停,然后咣咣你就听见皮鞋就上来了,前后窗户堵着,前头就开始抓人,

所以我一直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我还害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别人在楼道里,或者

我们住平房的时候前头或者后面有人走路很重,我都害怕,立刻从梦中惊醒,心脏跳动,

浑身出冷汗,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

记者:所以父亲后来……

陈佩斯:所以我父亲就一直不让我做这一行儿。但最后还是没逃脱,可是有一点好

处,就是我对名利看得很淡。”

 

  “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经过“文革”中“红卫兵”、“专政组”可以任意抄家、关押、打杀无辜者那种恐怖岁月的人们,对此种感觉当不会陌生罢。

 

               二

 

在王朝、政权面前,个人总是渺小、软弱的,难免会有“风声鹤唳”之惊悸、“惊弓之鸟”之悚恐。然而,有时一个王朝、政权也会因“声音”而惊慌无比,甚至因此覆亡。

 

在《新五代史》中的《伶官传》中,欧阳修记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因“声”而亡的故事。据说庄宗的父亲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继位后,整顿纲纪、励精图治,国家迅速强盛,终于攻克燕、梁,并大破契丹。每次出征都从宗庙中请出三箭放在锦囊中随行,得胜后又把三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表示父仇已报,以慰在天之灵。“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然而,“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庄宗却迅速腐化,骄奢淫逸,纵情声色,并宠幸几名伶官乱政误国,“天下不胜其冤”。不消多久,朝政紊乱,人心思变,终致叛军突起。而身边最受他宠幸的伶官最后也发动兵变,将他射杀。那天晚上“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无奈中只好割下头发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最后,庄宗身中乱箭而亡。欧阳修感叹道:“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祸患常积于忽微”,忽视“忽微”,则祸患难免,历史早已证明此点。可能没人想到,一千年后,东欧的罗马尼亚几乎完全重演了“一夫夜呼,乱者四应”的历史一幕。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瓦拉市,大批群众为了保护一名遭迫害的天主教神父,在他藏身的教堂外围起人墙,并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此事成为导致罗马尼亚政局剧烈动荡的导火索。19日,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再次与警察发生冲突。罗马尼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不得不在20日中断正在外国的访问,匆匆赶回国内。第二天,官方在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国广场组织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讲,严厉谴责蒂米什瓦拉事件。当讲话停顿时,会场竟未象往常那样响起热烈的掌声;片刻沉寂之后,突然响起一个刺耳的嘘声。此声一起,会场顿时嘘声一片,然后响起“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声。集会只得早早收场,但广场上的人却越来越多,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22日,军队倒戈,齐奥塞斯库夫妇见大势已去,便在这天中午乘直升机仓皇出逃,当晚被捕。12月25日,经过数小时秘密审判后,他们在当天下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被改名为罗马尼亚,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政体。

 

齐氏习惯、陶醉于表面的“热烈掌声”久矣,而对经济困顿、政治专制腐败早就在人们内心造成的“嘘声一片”这真实的“声音”却丝毫不查,最终导致这“一夫‘昼’呼、乱者四应”,权丧身亡的“祸患”。面对如此情景,不能不使人一次又一次想起欧阳修的“千年长叹”:“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有人因“声”而惊而亡,有国因“声”而惊而亡。种种“声音效应”折射出的荒诞与沉重,的确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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