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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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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从“喊万岁”到“读宪法”  

2008-01-28 12:04: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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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喊万岁”到“读宪法”

 

            雷 颐

 

  “万岁”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据王春瑜先生在《“万岁”考》一文中考证,在汉武帝之前“万岁”字眼虽也常从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却不是帝王的专称。是汉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时,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万岁”始成封建帝王的专称。不过,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却不载历代律法条文,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厉害百倍”,偶有“大不敬者”,自是“严惩不怠”。百姓当然深晓此中利害,“甚至供上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所谓耿耿忠心,就是明证。”(《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

 

  及至辛亥军兴,共和肇建,“万岁倒地”。不过,喊了两千年的“万岁”毕竟传统悠久,影响仍大,并不会轻易绝迹,所以数十年后才又复燃。当然,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此即“新儒家”所谓“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欤?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又带来何种后果?在在均令人反复琢磨。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1998年第4期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雪峰回忆文章。他说,在1966年4月“第二杭州会议”(亦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彭真受到点名批判。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在5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尽管是他第一个喊“万岁”,但此时依然无济于事,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不知彭真这第一声“万岁”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喊出的,他很可能不会想到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这“第一声”为何能迅速传播开去,引起强烈共鸣,不仅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达到全民必喊、甚至一天数次的程度,否则就是“忠不忠”的态度、立场问题,直接关系到身家性命;而且,如此重要之事却也是“不成文法”,且比许多“成文法”更加“厉害”……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看来彭真后来深知此中利害,所以在遭到陷害的最后时刻,他不是用宪法、党章来保卫自己,而只能以历史上是他最先喊“万岁”来辩诬,表明自己对领袖的忠诚,证明自己的无辜。

 

  历史证明,这第一声“万岁”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表明了中共党内“政治文化”的某种变化抑或某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产生。此后,“万岁”在不短的时间内曾是“全党”“全军”乃致“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个中原因,肯定非常复杂深刻。若对此作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证爬梳,搞清其来龙去脉,并从党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方面面对此加以研究,定会取得引人入胜、意义深远的成果。

 

  “文革”十年浩劫,彭真备受迫害,终于在“文革”后平反复出,走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一重要岗位。

 

  一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曾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犹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第20页)

 

  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彭真在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年已七十有七的彭真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结束了一个“泱泱大国”成立三十年竟然没有刑法的历史。1980年,他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并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在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宪法、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他曾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同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他的亲身经验说明,当年“喊万岁”并未能使他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依然使他身陷囹圄;只有真正重视、遵守宪法,包括像他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有可靠保障。从彭真强调自己“喊万岁”到每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认认真真读宪法,确是中国政治生活、政治观念、政治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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