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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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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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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实回答”  

2008-02-05 11:11: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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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如实回答”

 

                   雷颐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中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便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个这次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质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平心而论,当时的政策是“全国保京沪”,北京、上海市民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得多。其他地方不仅供应标准要比京沪低很多,而且“低标准”还往往没有保证。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卷”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傍,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卷”,买线袜要“线票”,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这些卷、票非常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是根据工资水平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是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的证明,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遗憾的是,我现在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将这一纸规定保留,当然我也没有保留。细细想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进一步说,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也就是这样丧失的。

 

同时,对不少外宾、海外华人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道,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当时发表了有关的系列文章,在海内外影响极大。当现在有人劝他在“文集”中将这些文章重印时,他诚恳地表示“我却愿意把它忘掉”。(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把它忘掉”,虽只简单几个字,却饱含一个真诚的学人了解实情后的沉重反思与难言的心情。然而,如今国内却很有某些“学界新锐”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道作为“文革”乃“真民主”、“经济还很繁荣”一类的论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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