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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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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2008-03-02 09:34: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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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成大事,则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雷 颐

 

1862年春到上海参与“协防”,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一生事业即由此“隆隆直上”,他以后能手掌倾国之权,实皆由此奠基。为何如此,还须细细从头说起。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不堪,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却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杀死安徽巡抚。这时,安徽地方当局一片混乱,犹如惊弓之鸟,也开始纷纷兴办团练自保。此时李鸿章还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据说某天他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时听说省城被太平军攻占,于是“感念桑梓之祸”,同时认为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于是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李鸿章以一介书生从戎,无权无兵无饷,更无丝毫军旅知识,所以徒有雄心壮志而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曾作诗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足见其潦倒悲凉的心境。

 

1859年初,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翰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在曾国藩幕中,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曾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李鸿章并非对幕主唯唯诺诺,而是主见甚强,曾因某些建议不为曾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幕。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重回己幕。而李也认识到离开曾国藩自己很难成大事,于是“好马也吃回头草”,并不固执己见,欣欣然重回曾幕。由此亦可见曾、李二人处世之道的圆熟。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此时上海早已开埠,“十里洋场”中外杂处,富庶繁华,有“天下膏腴”之称。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此时正在倾全力围攻“天京”的曾国藩感到手下无兵可分,于是拒绝了上海官绅的乞求。不过来者知道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器重,于是私下找到李鸿章“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详陈上海的繁华盛况:“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如果上海被太平军占领,如此巨大的财源“若弃之资贼可惋也。”此说利害明显,自然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在他的劝说下,曾国藩亦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想藉此争得江苏巡抚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经过慎重考虑,曾国藩决定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不过考虑到此时湘军兵勇严重不足,又改派曾国荃为主帅、得意门生李鸿章为辅领兵援沪。

之所以要派李鸿章前去辅佐曾国荃,并非因为曾国荃能力不行,而是湘军素来只征召湖南人,无论在何处作战,都要经常返湘募兵,长期作战在外,兵源终愈来愈紧,此时很难大量分兵援沪。而曾国藩早就认为徐、淮一带民风强悍,可招募成军以补湘军之兵源不足。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又是他久经历练的“门生”,自然是回藉募兵援沪的最佳人选。早就想“自立门户”的李鸿章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急忙赶回家乡。要在短期内组建一支军队殊非易事,于是他通过种种渠道,将家乡一带旧有的团练头领招集起来,迅速募兵招勇,加紧训练,短短两月之内就组建起一支有几千人之众、以湘军为“蓝本”的自己的私人军队――淮军。

 

  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拒不放弃进攻“天京”而援兵上海。无论老兄曾国藩如何三番五次再三再四地催了又催,老弟曾国荃就是迟不动身,无奈之中,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仅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这样,李鸿章就由“辅”变“主”,对他来说,这可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

 

1862年4月初,在曾国藩湘军的支持下,李鸿章率刚刚练成的淮军乘船东下抵达上海;这月底,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几个月后便实授江苏巡抚。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风顺,端赖曾国藩保举。就在李鸿章在1861年12月赶回家乡办理团练时,曾国藩接进行谕旨,奉命调查江苏、浙江两省巡抚是否称职胜任。曾国藩在覆奏《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博士学位折》中称这两省巡抚均不称职,指责江苏巡抚“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重任”,并附片奏保李鸿章不仅“精力过人”,而且“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以曾氏当时的地位,他的意见不能不为朝廷重视。因此迅速任命李鸿章为巡抚同时身兼通商大臣。

 

对曾国藩而言,此事是将地位重要的江苏行政权力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当地的“军政”和“民政”实际统归自己,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对年近40的李鸿章而言,此事使他成为朝廷的一员大臣,虽然从官制上说仍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属下,但已摆脱了曾国藩“幕员”身份,顿时豪情万丈,其一生事业“由此隆隆直上”。当然,李鸿章也知道这完全是曾国藩对自己的“栽培”,所以立即致书曾氏深表感谢:这都是您对我多年训练栽培的结果,真不知如何报答,“伏乞远赐箴砭,免丛愆咎”。

 

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具体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

 

显然,就个人权势隆替而言,当时“防卫上海”要比争得“克复天京”的“头功”重要得多。可惜曾国荃拒不赴沪而失此“良机”,足见其昧于历史大势。更显曾国荃短视的是,当他九死一生夺下“天京”后,连夜上奏报捷,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清廷的奖赏,反而被清廷严厉斥责。朝廷降谕指责他不应在破城当日夜晚返回雨花台大本营,责备他应对上千太平军将士突围负责。不久上谕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命令曾国藩查清追回上缴。清廷的谕令对曾国荃毫不客气,点名痛道:“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实际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进退,将“勋名”难保、不能“长承恩眷”,暗伏杀机。鸟尽弓藏、免死狗烹是中国政治传统,曾氏湘军以一支私人军队如此功勋卓著,清廷不可能不对其高度警惕、一定要将其裁撤而后安。显然,对曾国荃来说,当时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去“协防”上海,而将“克复天京”的头功让与他人。但正是曾国荃对历史大势的短视无知,恰恰成就了李鸿章以后“宏图伟业”。

 

事实说明,凡成大事者,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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