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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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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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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廷“博弈”  

2008-03-05 17:23: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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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朝廷“博弈”

 

            雷 颐

 

1864年7月下旬,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军农民运动的失败。清廷十几年惶惶不可终日的“心腹之患”终被剪除,不过“鸟尽弓藏”,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立下头等战功、手握重兵又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及其湘军此时转而成为清廷的心头隐患,因此开始对湘军处处防范。这样,曾氏兄弟与清廷的关系突然紧张,一场新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

 

对曾国藩集团,清廷采取恩威并重的方法,一方面封曾国藩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封太子少保,一等伯。一方面又下谕严责曾国荃措施不当,至使太平军千余人突围,且要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实际指责曾国荃部军纪败坏,点名要曾国荃等不要“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同时,清廷还公开支持一些与曾国藩不和的地方大员,对左宗棠、李鸿章等更是格外青睐,积极扶持,想以他们来分曾之权。而深谙中国传统政治“兔死狗烹”之道的曾国藩,其实更早就在思考、担忧与朝廷的关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考虑到主客观条件,以讲求“诚信忠孝”、以“理学”著称的他最终采取了自剪羽翼、裁兵自敛的方针,所以在攻克天京后即着手裁减军队,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顾虑。但曾国藩一方面深知清朝的国家经制军已腐败不堪,根本承担不起对外的国防与对内的镇压任务,另一方面当然仍想保留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他采取了“裁湘留淮”政策。因为清廷对李鸿章及淮军并无猜忌,而淮军的战斗力提高迅速,因此曾认为只要保留淮军,清王朝的江山稳固就有一定保障;而且毕竟湘淮军曾有密切渊源,李曾是他的部下,在现在情况下,保留淮军对自己也是有利无弊。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在当时的统治者中,如曾国藩这般“顾大局”、“识大体”,又能自保者确不多见。

 

“裁湘留淮”使李鸿章的实力和地位顿时提高,用“大喜过望”形容他的心情恐不为过。但李毕竟是老于世故的官僚,知道清廷与曾国藩的关系微妙,一定要小心谨慎处理各方关系。所以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坚决支持这一决策但并未喜形于色,而且恭敬地表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如果“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持,敬俟卓裁。”也就是说,曾国藩也有权调动淮军,表示对老师、老首长曾国藩的尊重。

 

这一时期,命运之神对李鸿章似乎格外宠爱。太平军虽已基本被镇压下去,但北方的“捻军”却仍在活动,并且于1865年5月在山东击毙了前来镇压的清军著名将令僧格林沁,僧部全军瓦解,令清廷大为惊恐。于是立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镇压捻军,由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之职,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地位十分重要。曾国藩接到命令后惊咤愤怒,李鸿章则在欣喜异常之余安慰曾国藩说:“上意专倚吾师,保障北方,收拾残烬。事机紧迫,物望丛积,自属义无可辞。”由于湘军已经裁撤不少,镇压捻军明显兵马不够,李鸿章主动提出调拨淮军精兵供曾国藩调遣。李鸿章此举一方面解决了曾缺兵少将之急,使其能尽快赶赴前线,同时自己也可以顺利赴任,而且朝廷也会认为他顾全大局,可谓一箭三雕,面面俱到,端的是周全老练。

 

清朝的吏治实行较为严格的回避制,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属“两江”管辖,照例他应回避,所以他给朝廷上折表示:“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回避”,而且总督两江责任重大,“微臣才智短绌,非所克胜,揣分量力,必须吁辞固请”。这是必要的谦虚和“官样文章”。不过他突然笔锋一转,表示由于僧格林沁阵亡,“失此长城,中外震惊,宵旰忧劳,急盼曾国藩前往督师,需人接替。臣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任。”总之,他之所以“不回避”而走马上任是出以公心、军情紧迫而不得不如此。

 

然而,几个月后,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捻军部分主力西进河南,且有再往西行的动向,但曾部已无力西顾。清廷惟恐捻军西进与西北回民起义军汇合,于是在1865年深秋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也心有不甘。而独立于湘淮系的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所以在慈禧垂帘听政后甚得恩宠,官运亨通。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此项决定,朝廷也是一举两得。

 

对清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决定联手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此时,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才刚满五个月,更不愿受领此命,在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商量对策。他认为如果慈禧亲信吴棠署理江督,其“用人行政或多变局”,恳请曾国藩想办法,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当然,他也知道人事敏感,自己妄议并不妥当,所以同时表示“此非鸿章所敢与闻”。但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不住提醒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仅过了两天,他又给曾国藩写信,提出最好是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希望自己能与曾对调,曾仍回两江总督任上;虽然曾国藩曾表示过“决不回任”,但李鸿章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剿捻,会有贪恋两江总督之位、躲避艰巨任务之嫌,所以劝曾,“请以鸿章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很明显,他们的“底线”是要保住湘、淮系对两江的控制。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鸿章在11月25日复奏陈明不能率兵前去剿捻的种种理由。而且,由于曾国藩坚决表示不愿回任,因此无法“对调”。结果,清廷只能维持现状,居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由于曾国藩后来剿捻依然不力,清廷于1866年底再次命令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出任剿捻主帅,但同时,又不得不依李鸿章奏请,命令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这正是一年前李鸿章提出的曾、李对调。

 

由于联手抵制,曾、李依旧保持了对“两江”的控制。这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也反映出晚清政治格局中“地方”势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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