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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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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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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原则与自保  

2008-03-11 16:37: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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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官的原则与自保

 

              雷颐

 

宦海风波险恶难测,官员有时会面临坚守“原则”与如何“自保”的矛盾。有人为了“原则”而未能“自保”,更多的人则为“自保”而不顾“原则”,只有少数人才能既坚持“基本原则”,即自己的基本政治信念、观点而又能“自保”。在新旧两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维新运动中,李鸿章就面临着这种严峻冲突。

 

  甲午战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一直投闲散置,直到1896年10月24日才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也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和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支持维新派,但同时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昌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和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见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和、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骇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但是,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俊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对他说:有人说你为是康党。李鸿章却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只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政治错误”与“组织错误”间的重要区别。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拒绝。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梁在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能自保但又不失基本原则,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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