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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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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2008-05-31 15:25: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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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雷 颐

 

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大学具有重要地位。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人口比例,大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排名、所发论文引用率的高低……均被视为一国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无疑与大学的体制,即体制是否能保障大学的学术标准、水平和办学的自主性,密切相关。

 

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名校。1969年,哈佛大学名教授基辛格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受人尊崇的哈佛教职,但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力炙手可热,大学却不愿他兼职并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和自主性。与那种“官本位”国家许多名牌大学竞相以种种办法“礼聘”高官到大学兼职,并引以为荣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并坚持大学的自主性,也曾是我们一些大学的传统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1936年和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曾数次到清华大学捉拿反政府的学生,校长梅贻琦事先得到人员名单后立即通知学生躲避,使很多学生免于遭到逮捕。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加紧对大学的控制,强调课程、教材的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他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曾接到有关权威当局指令因此立即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他“密切注意”吴晗,说“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所以要清华不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是,梅校长对教育部的指令根本置之不理,仍以学术标准为唯一标准而不管吴晗的政治观点是左是右,坚持聘吴为教授,教育部却也奈何不得。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出资,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依现在的观念颇有些“匪夷所思”:学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当然有权要怎样就怎样。然而,在蔡、梅和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有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都是大学能保持相对自主性的因素。

 

当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没有民办大学的竞争,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时,大学很难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办学自主性。现在,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以前一般是局级,近年少数大学校长升为副部级),自然首先是对行政的“上级”负责。曾任北大校长助理的张维迎在《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中深有体会地说:“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据他所说,北大在1999年曾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以北大的地位之尊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之怪现象,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见怪不怪的怪现象。

 

教育史早就证明,大学水平、质量的高低,是否富于创造性,关键在于制度能否保证大学以学术为最重要标准、保证大学的办学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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