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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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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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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话语转变的意义  

2008-08-29 21:50: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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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话语转变的意义

 

                             雷 

 

  2008北京奥运已经圆满结束,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终于“圆梦”。此次奥运,金牌第一、以往薄弱项目的突破、组织工作出色、安保措施到位、服务的细致周到、志愿者的热情礼貌……值得一书之事委实举不胜举,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我们的“体育话语”开始发生深刻转变。

 

  历史上许多“大趋势”,往往由一些偶然事件引发。我们“体育话语”的重要转变,则是由此次刘翔退赛引起的。被形容为肩负13亿人期望的刘翔因伤在起跑线突然退出比赛,举国震惊。有相当的惋惜、理解、同情,但更多的却是批评、指责、嘲讽甚至谩骂。不过,引人注意的却是几乎所有媒体的“体育话语”突然一变,从几近狂热的“夺金”、“为国争光”的宣传,甚至对运动员某种近于自残的“刻苦”训练的赞扬,转而劝告人们要以“平常心”看待体育比赛,尊重伤病运动员退赛的权利。

 

   题为“刘翔退赛掴醒那些无知者,人性面前金牌实在太渺小”的评论写道:“或许我们已经对那些为了奥运金牌动辄十多年不回家,或是打着封闭以损耗自己职业生涯为代价冲击奥运金牌的事情习以为常,但在国外媒体看来,这是缺少人性的做法。尽管被我们无限上纲上线无限抬高,但奥运终究只是一种竞技,一项比赛。”“我们赋予了奥运金牌太多的概念和含义,但这些概念和含义却都是畸形的”。刘翔退赛“是概念上的超越:人是最宝贵的,如果没有人,也就无所谓金牌,无所谓奥林匹克。问题不在刘翔,而是在一些人的脑子里。”人民网一篇题为“13亿人的期望不该由刘翔一人扛”的评论认为那些责备刘翔的人“透着很不奥林匹克、很不人性的偏狭心态”,劝人“放弃这种残忍而畸形的思维方式吧!”因为“奥林匹克的终极目标,是人类追求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刘翔的退赛“是运动员应有的尊严,也是奥林匹克精神所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适度’”。中新社在题为“刘翔之伤”的报道中这样评述人们的心态:“国民在情绪化的语言和行动中释放着极度复杂的情感。内心经受着‘金牌渴望’的原始冲动与理性、人性光辉相互斗争的煎熬。”央视著名体育评论员刘建宏在他的博文“理解刘翔”中写道:“体育说到底是人类的一项有趣的活动,它的本质是要我们快乐。谁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别人的一种摧残,或者不尽情理的苛责之上。这与国家荣誉无关,也与各个人道德无关。它只关系到一个人的健康、他的生活和他的未来。”类似评论,举不胜举。

 

 这种观点入情入理,确实透露出人性的光辉,本人早就认为应当如此,当然拍手称快,完全同意。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还应该进一步追问,媒体现在批评的那些“残忍而畸形的思维方式”、“很不人性的偏狭心态”、“‘金牌渴望’的原始冲动”等等是怎样进入“一些人的脑子里”的?大量的“无知者”是谁造成的?又是怎样造成的?

 

  细细想想,这不正是几十年来我们教育灌输的结果吗?其中,恰恰是媒体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到80年代中国女排,再到奥运会和各种国际比赛,媒体以最煽情的方式把“体育”成绩与“爱国”、“振兴中华”紧紧联系起来。历史地看,60年代刚刚度过饿殍盈野的“三年困难”时期,80年代“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的胜利,确实起到经历巨大挫败后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社会平稳迅速发展,这种话语应该逐渐淡化,然而直到这次刘翔退赛前,这种话语转变仍未发生。因此,一位央视记者才会对一位获得铜牌的射击运动员这样问道:“你奋斗了二十多年,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只获得了一枚铜牌,你觉得你有愧祖国吗?”写到这里,真想知道认为“体育说到底是人类的一项有趣的活动,它的本质是要我们快乐”,“这与国家荣誉无关,也与各个人道德无关”的刘建宏,对自己这位同事充满了“金牌渴望的原始冲动”的提问作何感想。

 

   刘翔退赛,使媒体的“体育话语”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惟愿这确是观念、主导思想的变化,而不是为了“平息”因刘翔退赛引发的大众不满情绪、针对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重庆时报》有篇题为“刘翔退赛是一次梳理国民心态的契机”的评论,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对“国家心态”,即国家的“体育话语”作一次梳理。“国民心态”,往往是由“国家心态”塑造、形成的。

 

   如果国家的“体育话语”真正发生变化,承认“体育”只是一种“人类追求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的一项有趣的活动”,承认“人性面前金牌实在太渺小”,去掉曾经有其合理性的赋予“体育”、“金牌”的“神圣性”,那么为夺金牌而实行的“举国体制”就失去“合理性”,必须改革。有人提出,北京奥运应是中国体育体制的分水岭,之后追求极少部分人竞技水平的举国体制将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经费侧重社会的全民健身的大众体育。对此,我举双手赞成。在教育经费、医保、养老金等基本生存所需尚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体育“金牌”而耗资亿万的“举国体制”,尽管曾经必要,但以后的确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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