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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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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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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之战”与“和平崛起”  

2008-08-23 21:19: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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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之战”与“和平崛起”

 

                               雷 颐

 

 几年前,郎平执教美国女排的消息刚刚传来,国内议论纷纷,一些人担心的是美国队是否会在郎平的指导下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的拦路虎,有些比较尖锐的看法甚至将此事“提高”到爱国或不爱国的高度。果不其然,本届奥运会上中美女排的“和平大战”,美国女排以3:2战胜中国女排。率美国女排与中国鏖战的并最后取而胜之的,竟是当年中国女排的英雄郎平,不少人难以接受,对郎平的种种指责甚至咒骂再起。

 

郎平接受美方邀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过去10年中,她的工作环境远离了自己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女儿,现大女儿慢慢长大、正处12岁这个敏感年龄段,作为母亲她当然希望能够给自己女儿以更多的关爱。现在有一个难得的事业和生活能够兼顾的工作机会摆在面前,她当然不愿放弃。然而对她的如此选择,不少网民尖锐地质问: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天平上,你究竟倾向哪一边?怎么能把个人的“儿女情长”置于国家利益、荣誉之上呢?并且不乏更加激烈的谴责甚至谩骂。这种情绪,与一个正在溶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大国应有的国民心态颇不协调。

 

但是,若用“历史的眼光”与早些年类似情况对比打量,便不难发现从《人民日报》到“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观点、态度,发生了饶有深意、值得赞赏的根本性变化。1996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对此种现象曾愤怒地写道:“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见利忘义,把爱国丢得远远的。这种人可以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忘记自己掌握的这点本事全是祖国培养出来的。有的人在国内名声已经不小,待遇也不算低,可是还要和外国比。跑出去,干什么?或者当教练,把祖国培养出来的本事全交出去,或者代表给他(她)钱的一方,同自己过去的战友、祖国的亲人对垒拼命。这种场面,甭管是输是赢,凡有爱国良知者,心里总不是滋味。”(宗立人:《中国女排重新崛起的启示》,199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而2005年关于郎平赴美执教,《人民日报》文章则以记者采访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徐利的方式表明的自己的观点:“如何理解爱国主义──针对有些人将郎平是否接受美国排协邀请视为爱国不爱国的标志,徐利说,郎平接受还是不接受美国排协的邀请,都是一种职业行为。中国排协理解一些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感情。美国排协和郎平本人的选择,都会是理智的,不是出于感情。不能说郎平执教美国队就是不爱中国了。郎平如果在做出决定时有所顾虑,可能正是基于国人的上述看法。当今的竞技体育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和广泛交流,中国的乒乓球、体操等优势项目有不少教练员在帮助别人提高水平,女曲、水上等落后项目则请来美国、韩国等国家的高水平教练,难道能说他们都不爱自己的国家吗?”(汪大昭:《如果郎平执教美国女排》,2005年2月2日《人民日报》)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对郎平的采访中最后通达地表示:“其实不管您在意大利俱乐部执教,还是将来执教美国女排,也许您取得的成绩在我们这些排球迷或者体育迷看来都属于中国女排的成绩之一,在这点上也给您减压和放松。祝您一路顺风,郎指导。”

 

这次中国女排被美国女排打败,对郎平的指责甚至咒骂其实比几年前她决定赴美时还要少一些。大众的心态、观念的变化,和主流媒体观点的转变明显有相当关系。试想,如果主流媒体观点依旧,做出“见利忘义,把爱国丢得远远的”,“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忘记自己掌握的这点本事全是祖国培养出来的”,“在国内名声已经不小,待遇也不算低”,可是还要跑出去“或者当教练,把祖国培养出来的本事全交出去,或者代表给他(她)钱的一方,同自己过去的战友、祖国的亲人对垒拼命”的严责,并动情地表白“凡有爱国良知者,心里总不是滋味”,无疑会为已占主导地位的激愤之情火上浇油,使其向更极端、更非理性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女排战胜中国,将更加群情汹汹。这也说明,在如何理解体育,甚至民族精神能否健康、理性、宽和、成熟的成长发育过程中,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作用和影响的确重大。

 

   其实,指责郎平者应该冷静想一想,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这几年的突飞猛进,来自韩国的教练金昶佰功不可没。金昶佰曾是韩国女子曲棍球队教练,带领韩国队夺得过亚运会冠军、世界冠军杯冠军等多项桂冠,为韩国队走向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来到中国执教中国女曲。由于工作兢兢业业,训练认真科学,要求严格,所以在短期内改变了中国女子曲棍球的落后状况。在2002年第十四届韩国釜山亚运会前,他立誓要带领中国女曲夺得第一个亚洲冠军。他十分清楚,在中国队夺冠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最主要的对手就是韩国队,所以他的整个准备工作都是围绕如何战胜韩国队展开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釜山亚运会上,中国女曲一波三折,两次打败韩国队,夺得冠军。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女曲又以大比分淘汰的韩国队。率他国球队打败自己祖国的球队夺冠,金昶佰作何感想自然为众人关注。在兴奋之余,他又难过:“我是中国队的教练,看到这一夺冠时刻,我非常高兴,但是由我带领中国队将韩国队打败,我的心里又非常难过,毕竟我是韩国人。”当然,他知道:“金牌只有一个,即使中国队赢了,我只能对家乡人说声--对不起。”“在中国,我是一名老外,一个外中人在国外努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韩国球迷至今对我很支持,我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出人意外的是,韩国民众、韩国舆论,对此也深表理解,不仅没有骂他是“韩奸”“卖国”,反而认为他“首先是中国队的教练”,“只是做了一个教练该做的而已”,“冠军就应该是他的目标。他应该这样做,他做得好。”不少韩国人甚至还为他的新成就感到骄傲、高兴。韩国向以民族主义情绪强烈著称,金昶佰竟以打败韩国队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韩国民众对此竟也如此大度,说明韩国对外“开放”已久,虽然感情上不可能没有矛盾、难过和痛苦,但人们已能较为理智地将“爱国情感”和“职业道德”区分开来。而我国国内从媒体到普通民众对金昶佰也是一片赞扬,认为这是敬业精神的体现,是“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的体现。现在,为何不能以同样的态度、标准对待要求郎平呢?

 

   现在,在中国的外国教练还少吗?中国男篮、女篮、击剑……不都是外国教练吗?中国游泳在这次奥运会上取得优秀成绩,也与队员到游泳强国澳大利亚接受高水平教练指导训练大有关系。游泳是澳大利亚奥运“夺金”的主要项目,把游泳“密笈”传授给中国运动员,岂不断了自家夺金之路?再说远一些,在不久前结束的欧洲杯上,前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希丁克不也是率俄罗斯队大胜自己祖国的球队吗?

 

体育人才的“全球化”再次说明,“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商品的跨国流动,更是人才的跨国流动。资本总是流向最适宜自己增值的地方,人才也总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生活、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虽然民族国家现在仍是国际最基本、最重要的“单位”,但与从前相比,民族国家的因素的重要性却已相对降低。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实际就是使用人才、资本的环境和体制间的竞争,如果体制不合,人才和资本就会“用脚投票”,用“退出”来表示对体制缺陷的不满。有研究表明,资本和人才跨政区流动,对现代制度的演化有着重要作用。“影响欧洲社会史的基本因素是欧洲地理上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有利于形成许多具有独立统治者的小国家。这些统治者不仅通过战争相互争夺,而且还越来越通过吸引生产资本和有技能、有知识的人才的跨政区竞争而相互争夺。”善待企业的政区( enterprise- friendly-jurisdictions)如佛罗伦萨、尼德兰、英格兰等,则因统治者服从规则得到了经济增长的报偿,“而专制国家,统治更大、更封闭地域的专断君主国--如西班牙、俄罗斯和奥地利--则开始在经济发上落后。”([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66、467页)以前国家、统治者的这种“神圣性”使人们不能不认同、臣服,当经过现代思想启蒙、对这种“神圣性”进行了“解魅”(disenchantment)后,人们对国家和统治者的认同程度大大低于过去。因此,若不进行制度变革,国家只能“闭关”,以封闭的制度“锁住”人才和资本。一旦“开放”,则只能靠制度的优越来“吸引”人才和资本。一些人为的力量,最后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制度竞争的压力。例如,华人虽然是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但该国经济命脉的很大一部分却掌握在华人手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些年前就制定了种种照顾、优惠马来人而对华商带有歧视性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华人资本大量、迅速从马来西亚流出,结果使该国经济严重受损,马来人的利益最终也受到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政府近年不得不逐渐修改这种政策以稳住、吸引华商、华人资本。事实说明,“开放”往往为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所谓“开放”不仅仅是充许外资、外面人才的进入,很重要的另一点是充许“里面”的资金、人才也有“退出权”,可以较为自由地退出、外流。开放的力度越大,“退出”的自由度也越大,要变革的压力也越大,即人们所说“以开放促改革”。其实,国内支持和反对加入“全球化”者都看到了此中“玄机”,也因此才支持或反对加入“全球化”。“改革开放”并列,说明二者确有内在联系。“从自由和繁荣的立场来看,易于退出的结果是在世界各地出现了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上的大量改良。”(同上,第473页)揆诸中国现状,在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同时又有大量国内私人资本想法设法“外流”。这是因为外资在中国不仅增值更快,而且其“产权”有稳定的制度保障,但国内私人资本“产权”的制度保障则相对薄弱(当然,相当一部分是因“来路不明”、不合法而要外逃)。所以,对产权的制度性保障,确实重要。而且,为了发展经济,就要吸引资本和人才,而吸引资本和人才一定要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规则、制度保证。这样,由于对经济发展与否这种物质性成败的反馈,开启了制度的创新和学习过程。正是在这种制度演变中,欧洲的政治体制也从封建专制政体逐步向君主立宪制和选举民主制转变,欧洲各国的政府逐渐丧失了控制臣民私人事务的权力,一些政府开始把自己重塑为以支持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组织,因此现代制度才可能发展起来。

历史表明,政府间的“争胜”,是发展、巩固、保护这些制度的重要条件。“现在,较小的成本差异都会促使了解不同国家间条件差异的私人主体去从事‘套利’活动。结果,对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反馈更加直接了当,政区间的差异也难以持久。对(越来越多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的各种制度现在都服从于国家间的制度竞争。”(同上,第472页)总之,不论是否高兴,只要实行“开放”政策就只能任其去留,而要想留住、吸引资本和人才,就要改革那些不利于资本增值,不利于人才成长、发挥其才能的体制。在开放、动态的环境下,这种对资本和人才的体制竞争,是体制不断改革、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

 

 话说回来,这次“和平之战”引起的争议确是一件小事,但对其反映出的社会情绪及其变化略作冷静分析仍不无意义。因为当没有“突发性”重大事件发生时,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否成熟的标志往往通过一些细小的“敏感”问题表现出来。关于“和平大战”激烈争论,便是这种精神标志鲜明、生动的反映。而民族的精神风貌,则是关乎一个民族的兴衰甚至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大事。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已是举世公认、无人质疑的事实,但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世人则还有程度不等的疑虑。因为一个新兴力量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国际格局的改变,揆诸世界历史,这种改变确实往往伴随剧烈的冲突和战争,古往今来,举不胜举。远的不说,仅19世纪60年代末西方的德国、东方的日本开始崛起后,就引起了将近一个世纪、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剧烈冲突。

 

原来综合国力落后国家的崛起当然有各种主、客观条件,就精神层面而言,民族主义思潮无疑是主要动力。而伴随这些新崛起国家而来的种种冲突自然也有复杂的主、客观条件,就精神因素而言,民族主义无疑也是重要因素。在后一过程中,原本因“救亡”而产生的民族主义随着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而极度膨胀,跨越甚至丧失了理性,发展成一种偏执、狭隘、激烈、极端的情绪。这种情绪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煽动性,极难控制,成为引发冲突的催化剂。因此,能否和平崛起的精神标志是随着综合国力的强大,民族的精神世界是否理性、开放、宽容、平和,即精神是否“成熟”。一个国力强大,而精神不成熟的民族犹如一个身体已经发育成熟,肌肉发达、身强体壮的青年,但精神状态仍停留在孩童状态,极易闯下大祸。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走向世界”不久的民族精神的健康、成熟发育,无疑是个长期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只能通过对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小事”的分析引导,日积月累地渐渐培养。或许,这也是2008北京奥运的一个重要意义。奥运是机遇,更是挑战。惟愿2008年北京奥运在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的同时,更以健康、开放的民族风貌向世人证明中国确能“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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