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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

雷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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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 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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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头来”陈虞孙  

2008-11-17 10:20: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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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头来”陈虞孙

 

              雷 颐

 

提起陈虞孙,知道的人可能不会很多,但提起“还我头来”这篇杂文,知道的人可能会多一些。在“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之初那大地刚刚开始解冻、乍暖还寒的时候,陈虞孙先生在1979年3月的《文汇报》发表了“还我头来”。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却犀利精辟非凡,社会反响自然热烈异常。

 

 “还我头来”本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被杀后在玉泉山显圣的故事,家喻户晓,并无深意。不过,陈先生此时认为,关公喊的“还我头来”其实很有意思,可以大加发挥。他写道:“人各有头,或称脑袋。谁都知道,人不能没有头。”倘有外物袭来,人们都会本能地保护脑袋。“然而一个人长了脑袋究竟派什么用场,却未必尽人皆知。有一种人,虽有一个脑袋,说话做事,好像从来不用一用他的脑袋。”为何如此,颇费琢磨,所以脑袋究竟有何作用,“仍不失为一门学问”。

 

“人们对这门学问,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封建皇朝,曾经有不少人,真心为皇帝着实动脑筋,极其直谏,力竭声嘶,可是往往落得一个丢掉脑袋的下场。”“因此,那些要保乌纱帽的官儿们,为了保脑袋――试问脑袋都不保了,还到哪儿去找戴乌纱帽的家伙呢?――便总结出了一个诀窍,叫做:‘多磕头,少说话。’可以想见,皇帝老是高高在上,往下一看,只见文武百官都爬在下面,脑袋埋在地下,屁股翘向天上,一片万岁之声,整齐划一,岂非江山一统,天下太平了么?”但是,封建王朝最终仍被推翻。不过,“人长着一个脑袋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庆幸”自己在垂暮之年碰上了这个问题,“文革”中不是强调“不理解也要执行”么?“你们看,全国八亿个脑袋就只他一个脑袋行,你们七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脑袋都不行。你们不理解也要执行。你们干脆把脑袋上缴得了。谁不照办,索性把你的脑袋砍掉了。这就叫革命。可算是最最最最彻底的革命了。如此一转眼就十年。这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要说实效呢,并不小。试看,万马齐喑,一片荒凉,如入无人之境。人而亡头,国将何有。万幸的是,在这存亡绝续之际,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这批丑类,拨乱反正,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人们失去的脑袋。丰功伟绩非同小可。”不过,他并不盲目乐观,而是提醒人们,现在还有人“仍在过去昏天黑地的十年里,自愿把自己的脑袋层层上缴,自以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寿,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做官的诀窍了。”这种人不仅认为没有自己的脑袋无关宏旨,“甚至以为没有脑袋反而比有一个脑袋好。譬如,须要开个会商量些事情。会上总不免七嘴八舌,意见纷纭。这种人就难免觉得,事情就坏在每个人有一个脑袋。如果大家都把脑袋缴了,让一个人说了算,岂不省事。对这种人,如果提出‘还我头来’的口号,他不仅会不感兴趣,反会认为多事哩。”

 

或许因为读者反响热烈,十几天后,陈先生一鼓作气,又写了“‘头头’与‘本本’”一文,同样不足一千五百字。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由“还我头来”联想到“头头”,由“头头”又联想到“本本”。因为“古往今来,不少爬上‘头头’的宝座的人,往往是靠‘本本’起家发迹的。”不过,这“本本”却不是一般的“本本”,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书”。天书有五大特点:一是必得之于天;二是一定只有个把人能得到,并非人人得而有之;三是一定只有那个得此天书的人,才能看得懂,即便凡人得到也看不到上面有什么字;四是“书上说的,一定大到安邦定国,小到包医百病的万宝全书;五是“得此天书者一定是个天生圣人,是个天生的头头,谁不服他,就是违天,就要遭到雷劈火焚,万劫不复。”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用千百万善良百姓的迷信。“迷信具有两个特点:一曰,信;二曰,怕。”当然,现代的“本本”决不会完全采用过去“天书”的形式。“但是,天书的原理却不能违反的。”但是,“只有有朝一日善良的老百姓彻底地破除了迷信,什么七十二变化,也骗不了谁,吓不倒谁。那时候,那种想靠‘天书’招摇撞骗起家发迹的人便施展不出神通了。”所以,“怎样不受骗、不被骗、不被吓,还得彻底地破除迷信,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管你三皇五帝、三坟五典,都不在话下。不信神,不怕鬼。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只服从经过千百万老百姓的革命实践检验的真理。”

 

两篇文章如此之短、如此之尖锐犀利酣畅淋漓,却放得开收得住,拿捏得恰如其分毫不逾矩,颇得鲁迅杂文神髓。方寸之间大显身手,固得益于“学识”,更得益于丰厚的人生历练。

 

1904年出生的陈先生是江苏江阴人,20年代就读于金陵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厦门、天津、上海等地教书。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很容易左倾,陈先生由左倾而参加革命,于1938年参加共产党,可谓标准的“三八式”干部。他一直从事地下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1946年,进入《文汇报》任副总主笔,不久又参与地下党控制的《评论报》、《文萃》等杂志的工作。后又参与组建中共地下上海市委宣传委员会,不久就任中共地下上海市委文委书记。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克上海后,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秘书长,以后,曾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副社长、上海市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1957年夏,最高领导人震怒之中发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号令,《文汇报》自然反右的重点单位,领导层大改组,总编辑徐铸成被撤。“老革命”陈虞孙就在此时被任命为报社总编辑,任务当然是使《文汇报》回到“正确方向”。从此时到“文革”初被打倒,这十年间他一直是报社总编辑。这十年,路线、方针、政策曾发生过非常大的变化,报纸处于风口浪尖,因此“犯错误”者颇不乏人,但种种复杂情况,陈先生如履薄冰,终未出大事。对此,他的“部下”、老报人唐振常先生回忆说:“在《文汇报》工作数年,我有时佩服他,有时不以为然。”“当阶级斗争驰的时候,他办报真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提出一套又一套的方案,把报纸办得生龙活虎一般。”“当阶级斗争张的时候,他表面上亦可不动声色,一样可以跟着‘左’的做法去贯彻在报纸上,也可以把报纸办得似乎很有声势,其实是杀气满纸。这就是我所谓不以为然之处。但我忽略了他作为报纸总编辑不能不跟之苦,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在当时情况下,他自然不易表露真实的想法,更何况是对于在他领导下的干部?但偶然也冒出一句两句牢骚语,比如一次我和他去剧协开会,人问他看不看一个叫《沸腾的一九五八年》的戏。他气呼呼地脱口而出:‘不看。沸腾个屁!’问者吃惊。”

 

作为党报主编,当然不能不跟形势。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自有定见。1965年11月,陈先生奉命在《文汇报》刊出了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拉开十年“文革”大幕的文章。有此“良机”,陈先生本可与一些人一样,乘机而上,权倾一时。但他却不为所动,并不积极表现主动靠拢,所以,在1966年夏即被“打倒”,关入“牛棚”,受了十年磨难。“文革”结束,陈氏复出,担任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

 

痛定思痛,陈先生痛感这场巨大灾难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失去了自主的思想,结果是“人而亡头”、“失去了脑袋的十年”。三十年前开始提倡的思想解放、提出启蒙,就是要破除“现代迷信”,所以他才提醒人们要“真正发挥自己脑袋的用场”,疾呼“还我头来”。三十年后,可还记得他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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